“2，3，4……”我盯着跳动变换的楼层数，下意识地在心中默数着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对面那个男人的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紧张的危险气息。
这座十二层的建筑位于奥德萨中国市场的旁边，其间进进出出的，除了阿拉伯、罗马尼亚以及波兰人，百分之七十为附近的中国商人。
那人穿得很整齐，衣服却明显不合体，好像是临时借来的。他走进电梯打量我的那一眼，只能用杀气腾腾来形容，令我浑身的血液几乎降至冰点。
我不安地低头错开眼光，只盼着电梯快点停下。
这时七层的显示灯开始闪烁，是此楼层有人叫梯。
门开处我看到一双男式的黑色软皮鞋，一直走到我身边。一角驼色的风衣，熨服地贴在深灰色的长裤边。
狭小的空间内多了一个人，气氛却缓和下来，我悄悄吐出一口长气。新上来的人，伸手按下了数字“12”。
九层到了，我凑近电梯门等着它缓缓打开，一面在心里编排着理由，琢磨着如何向彭维维解释迟到的原因。
事情就在这一刻急转直下。
我连吓带惊，事后很多细节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门开处眼前黑压压一片人。
我尚未反应过来，已经被人拽住扔出了电梯，后脑重重撞在对面的墙上，眼前金星乱冒。
等我的视力恢复清明，身体早已失去了应变能力。视线里只有棍棒和菜刀上下挥舞的影子，人体在地板上挣扎翻滚，血肉模糊一片狼藉，眼前呈现的，竟是一场比黑帮电影真实百倍的残酷杀戮。
我开始狂叫，手脚并用向旁边爬动，可是却躲不开四处飞溅的血肉。我大哭，浑身哆嗦成一团，就像儿时的梦魇，除了哭叫，没有别的办法从噩梦中逃脱。
某户人家被惊动，屋门开了又关，屋主人变了声的尖叫在楼道里回荡，经久不懈。
远远的警笛声大作，从四面八方向此处汇集而来。
有人大喝一声：“警察！走！”是明明白白的中国闽南口音。
十几个黑影迅速作鸟兽散，扔下一地沾血的凶器。地板上一动不动铺陈着的，是一摊血乎乎的烂肉，早已辨不出人形。
我当时不知道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线，居然立刻噤声，视线锁定在触目的鲜红上，无法挪动分毫，竟然下意识地琢磨着，这里那里究竟是原来的什么器官。
然后眼前忽然黑了下来。很久以后我知道，是有人用衣襟罩在我的头顶。
一个声音附在耳边，用中文轻轻地说，“告诉警察，你什么也没有看到，明白吗？”这是我对现场最后的记忆。
等我的记忆又能接上榫的时候，人已在警察局。
乌克兰警察的制服，是一种暗昧的灰蓝色，有点象国内某版铁路制服的颜色。
对警察，在国内就没有太好的印象。到了乌克兰，除了同胞间的耳濡目染，入境时海关警察贪婪的嘴脸，更让我的第一印象，就打了个百分之五十的折扣。
大脑皮层开始活跃，记忆渐渐恢复。我把头埋进臂弯，方才血淋淋的一幕又重归眼前，椅子被我抖得咯吱做响。
对面的警察却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之心，用英语开始例行公事的盘问。
“名字？”
撑着额头勉强敷衍。
“家族姓氏？”
“赵。”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
“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
“地址？”
我报上当前的住址。他皱起眉头，“为什么和签证上的地址不符？”声音虽然生硬，英语发音倒是罕见的标准，不比一般乌克兰人，说起英语嘴里象含着一大口伏特加酒。
“因为签证时没人告诉我，房客尚且包括蟑螂老鼠。”我不耐烦，挑起眉头看着他，“难道阁下没住过学生公寓？
他板得紧紧的脸稍稍松动，启齿露出一丝微笑。我这才注意到，对面坐着的，是位面目端正的乌国帅哥。帽檐下一双深邃的眼睛，象阳光下的黑海，碧蓝清澈。
这点恩赐似的微笑，如同乌云背后的阳光，云缝里露露脸又很快消逝，后面的问题开始益加尖锐。
“我什么也没看到。”面对他的逼问，我来来回回只有这么一句。事实上，我的确什么也没看到，而我有限的俄语修行，也只够支持我语法正确兼发音清晰地表达这一句。
而那个富有磁性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徘徊不去，“告诉警察，你什么也没有看到，明白吗？”
我极力想回忆起那个男人的其他特征，脑子里的画面，却只剩下了那角棕色的风衣。
终于被送出警局的时候，已是半夜。眼前是彭维维那张画得无懈可击的俏脸。
“赵玫，你丫可真够命大的。”她迎上来笑，双眼的焦点却不在我脸上，直盯着我的背后。
我扭头，原来身后跟着那个身材高大的帅哥警察，难怪维维的神色，象小熊维尼看到蜂蜜，两只圆溜溜的杏核眼，此刻眯成了两弯月牙儿，完全当得起媚眼如丝四个字。
“小姐，你忘了护照。”这小子大概见惯了女人色的眼光，声色不动地向我伸出手。
我接过护照揣进衣兜，草草地点头致谢，拉起维维的手，“我们走。”
她不悦，用力想甩脱我的控制，“这么急干吗？”
我不理她，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下午的血腥场面，在眼前挥之不去，心头作呕不止。
“小姐，你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需要尽快续签。”蜂蜜在后面提醒。
我回头看看奥市警察局的标志建筑，有点犯迷糊，我怎么会来这儿？满天的星光在我眼前一下消失。
醒来的时候，触目所及是一片全白。
“我怎么会在医院？”
彭维维捏捏我的脸蛋，“小丫挺的你撞上黑帮火并了，居然没被灭口，现在还能耳聪目明四肢健全！”
我皱起眉头，正式表示反感。
彭维维是我在音乐附中的同学，我主修钢琴，她主修声乐。原来挺秀溜一文艺女青年，来乌克兰不到一年，变得满嘴粗话。
但是，等等，黑帮火并？霎时间记忆全部回来了，我蜷起身体，无法自控地放声大哭，“妈……妈……”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没用，但凡遇到倒霉事，第一反应就是找我妈。
“医生！医生！”维维抱着我手足无措，大声呼喝着护士。
手臂被人用力按住，一阵冰凉，一阵刺痛，后来我就睡着了，大概是镇静剂的功效。
几天之后，当地报纸登出了现场的大幅照片。原来不仅是我，奥德萨市的市民，也有幸目睹了一场百年难遇的火爆场面。事发当天，几十辆警车如临大敌，将整栋楼围得水泄不通，无数的媒体云集在中国市场附近，兴奋得象打了鸡血，但凡经过一个略象中国人的路人，都会被记者拦住采访。
比较讽刺的是，半个城市的警察，在十二层建筑里过完粗筛过细筛，搜查了一遍又一遍，却没有抓到一个嫌犯。最后只好带走了十几名疑似现场目击人。
据说我和另一名中国男子，是最接近原始现场的两名目击证人。倒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奥市警局会对我紧追不舍。
维维的解释，那个男人对我的叮嘱显然是好意，假如我不对警方守口如瓶，一旦和黑帮扯上恩仇，后面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而我记忆出现断层的时间，显然错过了最热闹、最富历史性和戏剧性的时刻。
一周后出院，想起签证的事，心里略略一沉。因为我不得不再跑一趟警察局，那个在恶梦里会反复出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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