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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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激进主义最普遍的面貌,独一无二,最狡诈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隐藏在百万个不同的标语,百万个不同的旗号、名称和签名的组合下,以百万种不同的姿态扩散其毒瘤。所有这些都设计成歪曲的和谬误的怜悯、善行和公正,进行讹传。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睡湖案辩护委员会、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民主理想联合会以及反顽固派爱国会,都是名声很大的组织,善良的美国人为进入这些组织感到骄傲。所有煽动性言论都来自激进分子的阴谋。”
麦尔估计埃德蒙小萨特利,前联邦政府官员、前耶稣会研究员,结束讲话约需半个小时,他经常看看其他的听众。萨特利,高个子,声音圆润,四十岁出头;说话的方式既有哈雷·杜鲁门的朴实又有普尔兴·斯奎尔的**——你不知道他何时低声细语,何时大声疾呼。达德利接连不断地抽烟,看来是在欣赏他的讲话。洛总在看表和达德利——可能是怕他的烟灰会掉到自己起居室的新地毯上。索尔·莱斯尼克博士,精神病专家,长期为联邦政府提供信息,尽可能地坐在远离中心的地方。他这个激进分子是一个小个子、脆弱的老人,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大口吸着苦涩的欧式卷烟,不时地咳嗽。无论从哪儿看,他都有暗探的特点。他讨厌地看着面前的囚犯,尽管声称自己是志愿提供服务。
萨特利来回走动,打着手势,对大家滔滔不绝地讲话,好像面对着四百人而不是四个人。麦尔在椅子上辗转不宁,提醒自己这家伙的身份是个头目。
“……还有,战前,我和埃廉·斯加达一起调到日本工作。我的第一项调查是,反美情绪是怎样滋生的。日本人想成为有教养的美国人,谋求人伍参军,许多人不满和困惑,破坏分子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企图胁迫并安排他们谋反,用大量推论断言在美国种族不公正。美国式企业的旗帜,解放、公正和自由投资经营,被这些煽风点火的日本人描绘成对黑人施以私刑残杀,限制有色人的发展。战后,激进主义阴谋出现,成为美国内部安全的头号威胁。我看到激进分子也用同样的思想和方法进行颠覆活动。随着旅游人群增多,娱乐业和商业盛行,我发现激进逆流在进行破坏。任何单位或组织想清理激进分子,只要付给我们微不足道的费用,就可以过滤他们现有的雇员和未来的雇员。我们揭露出很多激进分子,保存了他们的档案。此项服务同时允许清白的人们控告便衣密探,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到拒绝接收他们的单位工作。更有……”
麦尔听到索尔·莱斯尼克博士咳嗽,他侧视老人,见他在半讥笑中发出咳声。萨特利也暂时停止讲话,洛说:“埃德,我们是不是别再炫耀过去,开始认真工作,好不好?”
萨特利脸红了一下,拿起公事包,从里面取出一叠纸,四份装订好的文件,分发给麦尔、洛和达德利。莱斯尼克博士摇头拒绝。麦尔掀去首页,看到一份关于纠察队谣言的详细作证书,是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的反纠察队的道听途说,都是来自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会员夸大的、左倾的流言蜚语。麦尔核对签名,辨认出有:莫里斯·杰赫卡、戴维·戈德曼和弗里茨·“撬冰人”·库普费尔曼——都是科恩的打手。
萨特利回到原来的位置。麦尔想,这个人早晚会在讲台上。“这些文件是我们发动进攻的第一个浪潮。我曾与全国许多的地方大陪审团一起工作过,那些爱国公民的誓言、证词对大陪审团成员起着很大的作用。我想我们在洛杉矶成功的机会很大,‘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与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的明争暗斗便是推动力,对公众注意的焦点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在好莱坞,激进组织的影响是个广泛的话题,纠察队的困扰、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的颠覆性煽动,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公众很感兴趣。顺便提一下莫里斯·杰赫卡的证词:‘1949年11月29日早晨,在维尔帝国际电影公司外面巡查时,我听到一位名叫“克莱尔”的妇女,她是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的成员,对另一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成员说‘我们的事业在演播室比在激进守卫容易推进。电影是人类的新鸦片。他们相信我们在银幕上的任何内容。’先生们,克莱尔就是克莱尔·凯塞林·德·黑文,好莱坞十大叛逆的死党。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办公室认定,她是不少于十四个激进分子先锋组织的成员。这难道不引人注目吗?”
麦尔举手提问。埃德·J·萨特利说:“麦尔中尉,有问题吗?”
“不是问题,只是说点事情。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莫里斯·杰赫卡犯有两项**重罪。你的爱国公民奸污十二岁的女孩。”
洛说:“他妈的,这个麦尔。”
萨特利强作微笑,双手插兜,支吾着说:“这我知道,杰赫卡先生还有什么问题?”
“有,他还喜欢小男孩,虽然从来没有当场抓住他。”
达德利大笑。“政客们乐于寻找同床异梦的伙伴,这不会否定本案的事实,杰赫卡先生是男同性恋者。另外,伙计们,我确信他已有所改变,那些可恶的激进分子也许不会雇请律师再直接询问。”
麦尔集中精神保持声音平静:“洛,这是事实吗?”
洛挥去莱斯尼克博士吐出的烟雾,说:“从根本上讲,我们力图有尽可能多的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会员成为义务目击者和敌对证人。另外,警局与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的合同中,有一条款说明,如果发生某些违法违规的事件,他们可以终止合同。在大陪审团集合前——如果我们证据充分有力——我可以找警局的警长们,根据这一条款,驱逐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如果动摇了证人的立足点,这些坏种会气得发疯,失去理性。麦尔,你知道,怒气冲冲的证人是无效的。”
科恩与他的帮凶们已抓获归案,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仍逍遥法外。麦尔想科恩是否就是洛六位数改善生活基金的捐助者,早在1952年初,他就投入了五十万马克。“你好!顾问先生。”
“你好,警长。埃德,认真着手办理主要事项,我中午去法院。”萨特利交给麦尔和达德利一些油印文件。“我对于审问颠覆者的想法是,”他说,“联合作案是这些人的有力工具——他们之间互有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极左分子都认识其他人。我从你的证词里得到激进分子先锋组织的名单,档案中有捐赠目录。这个方法很好,取到信息,通过一个激进组织发现另一个激进组织,不让他们逃脱。捐赠有银行记录,可以传唤来做证。提供监视相片是最有优势的目击证明,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技术,我可以从朋友那里得到特别有破坏性的相片。这个朋友为激进渠道工作,有一些特别好的图片,睡湖案辩护委员会的野餐,有激进分子的名人,好莱坞的明星。洛先生。”
洛说:“谢谢你,埃德。”他举起一个手指,示意大家起立。达德利几乎跳了起来。麦尔站起来,看见莱斯尼克博士捂着胸口走向卧室,从过道传来可怕的咳嗽声,麦尔想象莱斯尼克咳血的样子。萨特利、达德利、洛握手分别,地方检察官押着激进分子的双肩走了出去。
达德利说:“热心人往往令人讨厌。埃德事业有成,但不知道何时该停止表演。五百元一课,讲资本主义剥削激进主义。你说对吗,警长?”
“我不是警长,是中尉。”
“哈哈!你聪明无比,正是这个级别。”
麦尔端详着这个爱尔兰佬,不像昨天早晨在饭店那样害怕。“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是办案人,并不需要杰克·蒂尔尼的工作。”
“伙计,可能我只是想跟在你后面。沿着你在欧洲的伟大事业,解放我们备受压迫的犹太兄弟,你大有希望成为警察局长或县行政司法长官。就说这些,这个希伯来人正好来了。”
洛扶着莱斯尼克进了起居室,让他坐在壁炉旁的安乐椅上。老人在大腿上放了一包‘古勒瓦’、一个打火机和一个烟灰缸,将一条瘦瘦的腿盘在另一条上,这样它们不会掉下去。洛拉过一把椅子,靠近他,围成一个半圆。达德利眨眨眼,也坐了下来。麦尔看到餐厅的壁龛堆放着装满折叠的硬纸板盒,四部打字机摆放在一个角落,这些都是给大陪审团提供文件资料的。洛准备战斗,他的平房就是指挥部。
麦尔拉过那把余下的椅子。莱斯尼克博士点燃一根香烟,咳了一声,开始说话。他操着纽约高级犹太人的口音,仿佛只有一个肺在工作。麦尔改变音调,夸夸其谈,讲述别的警察和地方检察官的工作量。
“萨特利先生,你是否回顾过美国的历史,特别是那些衣着槛楼的颠覆分子的历史。它对于大萧条、大饥饿、绝望的相关人民避而不提,他们只是想改变恶劣的生活条件。”莱斯尼克停了一下,喘口气,捻灭“古勒瓦”。麦尔见到一副瘦得露出肋骨的胸膛高高涨起。最后,莱斯尼克深吸一口气,接着说下去,双眼流露着热情。
“二十年前,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在申请上签字、写信、参加劳工聚会,一事无成。别管激进组织的本质如何邪恶,是当时惟一不是徒有其表的机构。它的声誉给它美丽的外表、很好的威望、自认为正直的伪君子对它的全盘否定,使我产生归属它的愿望,从而确认对前者的反叛。”
“这是个不明智的决定,我对此感到懊悔。作为一个精神病专家,在洛杉矶我被委任为激进分子分析家。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分析在知识界非常时髦,许多人,我后来意识到是阴谋家,他们告诉我……许多秘密内情,有关于政治的,也有关于感情的。许多好莱坞人们,有作家、演员和他们的追随者——工人阶级,和我一样被激进分子欺骗了。这些人要接近好莱坞是因为他们与电影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希特勒一斯大林结盟的时代,我开始醒悟。1939年,加利福尼亚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调查时,我志愿为联邦调查局服务,做一名密探,工作了十年
多,同时兼职分析激进分子。我秘密制作个人档案。1947年,我担任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密探,现在给大陪审团做同样的工作。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成员的档案是你们的基本调查内容:如果你们需要更多的解释,乐于效劳。”
说完最后几个字,老人几乎憋得没气了。他伸手去拿烟,洛先生递过一杯水,莱斯尼克喝了一大口,咳了一声,又喝了一口。达德利走近餐厅壁龛,用光亮的半统靴轻轻扣敲那些文件盒和打字机。
外面响起汽车喇叭声。麦尔站起来,感谢莱斯尼克,与他握手告别。老人看看外边,想走但没走动。喇叭又响了,洛打开门,向车道上的出租汽车打手势。莱斯尼克拖着腿走了出去,大口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
出租车走远了,洛打开了壁龛。达德利说:“洛,他还能活多久?你在1952年庆贺胜利时,还能向他发邀请吗?”
洛从地板上拿来大沓大沓的文件,分成两摞放在餐厅的桌子上,然后不停地往上堆,直到距天花板一半的高度。“够我们用的了。”
麦尔走过来看这些证据、情报和摘要,说:“他不必在陪审团前作证。”
“不,从来不会,作为精神病专家他怕失去信用。你知道,都是机密。这是律师渴望的绝妙藏身处,医生对他也是垂涎三尺。当然,法律对它们没有约束。如果莱斯尼克去作证,他将成为一个过时的精神病专家。”
洛笑着说:“达德利,你也许想,他会以爱国人士的身份与上帝见面。他的确出于自愿而这对于那些将与死神握手的人来说,会是一种极大的快乐。”
洛笑道,“达德利,你有否没看到那些同性恋就采取了步骤。”
“顾问,上次你做过。警长麦尔,你本人呢?”
麦尔说:“回想二十多岁暴风骤雨的年头。”想着那时的单纯,他为都柏林街的小混混们打败哈佛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感到高兴……“洛,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近目击证人?”
洛敲打着这叠文件,“很快,把这些消化以后,根据你从这里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接近——那些软弱的人——在薄弱环节——与他们最容易合作。如果我们能很快与大量的友好的目击者建立联系,那样最好。如果开始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合作者,那就得派一个密探。我们在国际工人兄弟会中的朋友听纠察队里的人说——非美逃亡颠覆者协会打算进行战略集会,目的是强迫制片厂签订满足他们要求的合同。如果遇到的阻碍太多,我想我们就拉回来,往它里面安插一个诱饵。我要你们俩想想,是否有必要起用的长相漂亮、精明勇猛的年轻警员。”
切尔斯抓住麦尔作诱饵,这一方法曾使他在取证处很有名。
这是他作为警察最擅长的事。他说:“我会考虑的。就我和达德利两个探员吗?”
洛打了个手势,示意全屋的人。“来自市里的文书在这儿负责处理日常文档,萨特利做联络,莱斯尼克是我们的精神病学指导,你们俩负责审讯,我再找一个人负责刑事和监狱等事务。”
麦尔心中直痒痒,恨不得马上就去看那些资料,马上就去思索和工作。他说:“我去市政厅处理一些零星事务,然后回家工作。”
洛说:“我要起诉一个房地产商,他酒后驾驶他儿子的摩托车。”
达德利用手圈成杯子向他的上司敬酒,说:“原谅他吧!多数房地产商是善良的爱国人士,说不定哪天还要他为你出力呢。”
回到市政厅,麦尔想了解这两位新伙伴的背景,打电话给他以前的同事——联邦调查局刑事部的鲍勃·卡塞卡特,向他了解埃德小萨特利的详细情况。卡塞卡特说:“这个人是个宗教怪物,留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观点非常激进。他在德克萨斯工作时,科莱德·托尔生——胡佛担任局长时,他是局里的二把手——曾屡次让他闭嘴。估计萨特利每年反对激进分子演讲的收入达一万五千美元。激进逆流是个‘虚假的骗局’——‘如果金钱万能是真理,那他们就会踢开马克思’。据传萨特利曾经因收取回扣被艾伦刑警队开除。他曾向在押的日本罪犯索取现金收据,以换取他保护他们被没收的财产,直到他们被释放。卡塞卡特探员归纳如下:萨特利是个疯狂的家伙,尽管他很富有、而且工作效率也很高——他非常善于策划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各种阴谋说法;非常善于收集证据;非常善于在外部干扰大陪审团的调查工作。”

接着,麦尔又给一位在洛杉矶市警察局都市分队工作的一位老友打电话。此外,还给司法部长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前地方检察官打了个电话。他向奎尔讲了索尔·莱斯尼克医学博士的真实情况。这位老人持有激进分子证,而且现在仍然是激进分子。自从1939年以来,他就一直是联邦政府的间谍——当时,两名洛杉矶警局的探员设法接近他,和他作了一笔交易:他向政府各委员会和警察机构提供有关精神病学的机密材料,他们保证免除他女儿因酒后驾车、撞人逃跑被判五至十年徒刑的惩罚——撞人一年,逃跑至少五年。女孩当时正被关在特阿沙皮度日如年。莱斯尼克同意了,他女儿被释放了,而且是不定刑期的假释——一旦博士逃走或拒绝合作,假释令马上废止。医生告知莱斯尼克他最多能活六个月。在与肺癌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从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那里得到承诺:他一死去,他所借出去的所有机密材料都将被销毁;他女儿的驾车过失杀人罪和假释记录都将一笔勾销;联邦一州一市大陪审团关于莱斯尼克的官方记录以及他违反为那些阴谋颠覆政府的病人保密的有关记录都将被烧毁。以后将无人知道索尔·莱斯尼克这位激进分子、精神病专家,这十年里扮演的两面派角色——并在这一赌博中赢了。
麦尔陷入沉思,从新同事到老行当。心想,这个老肺病患者也算值了,他和联邦政府跳的舞蹈取得了极好的结果:他用自己的余生——法国烟草缩短了这一生命历程——换取了女儿免遭蹂躏和特阿沙皮监狱一日三餐淀粉饭食造成的贫血症的折磨。他也会为斯蒂芬做同样的事情——他决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大陪审团的材料整齐地摆放在办公桌上;麦尔瞥了一眼堆积成山的材料,走了过去。他坐下来给洛写备忘录,建议查案人员挖掘补充证据,他打了一张便条:由于洛目前忙于打击激进分子,因此建议案件材料交给那些新来的年轻检察官。唐人街的一宗妓女凶杀案交给一个从加利福尼亚一所最差的法律学校刚毕业六个月的小子。凶手是个拉皮条的,喜欢用包金属的假**刺痛对方。他可能会被提起公诉。两个黑人被一个还没过二十五岁生日的年轻人——精明,但天真——给杀死了。这个罪犯——一个穷兵黩武的紫眼镜蛇组织成员——在手工艺术高中的外面朝一群孩子开枪,仅仅因为他们觉得里面可能有紫蝎组织成员。可是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优等生和她的男朋友倒在了血泊中。麦尔认为这个家伙被定罪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五十——黑人杀黑人,这让白人陪审团感到厌倦,他们往往凭一时心血来潮来定罪。
武装抢劫——用致命武器进攻米尼·罗伯特·卡斯巴的案子交给洛的一个门生。写这三个案件的证据总结花了四个小时,写得他手指都痉挛了。他看看表,3点10分——斯蒂芬该放学回家了,如果幸运的话,塞莱斯特可能会去老朋友家串门,用捷克话唠叨些战前他们国家的事情。麦尔拿了一堆精神病学秘密文件驱车回家,强忍着想看孩子的**:在一家海军服务部前停车,为他买一副银质副巡官肩章。
他住在威尔谢尔区,一座很大的白色二层楼房,它花费了他所有的储蓄和大部分薪金。这座房子对劳拉来说是太奢华了——与劳拉的婚姻是幼稚和冲动的产物。1946年从欧洲回来,他买了这座房子,劳拉搬了出去塞莱斯特搬了进来。他疼爱这孩子胜过任何一个女人——与塞莱斯特结婚完全是为了斯蒂芬的安全。这房子的附近有个公园,公园里有篮球架,附近还有一个棒球场;周边地区的犯罪率几乎是零,当地的学校在州里享有最高的学术声誉,这一切可以结束斯蒂芬的恶梦。
麦尔将车停在车道边,走过斯蒂芬马马虎虎剪割的草坪。斯蒂芬的球和球棒靠在车道边,他没有修剪这里。走到门口,他听见两种语言在对阵,他已经为此作过上千次的裁判员。塞莱斯特坐在缝纫室的两用沙发上,指手划脚地给斯蒂芬讲捷克语的动词变化。斯蒂芬——就像她的俘虏——坐在直背椅子上,乱翻着桌上的东西——顶针、嵌环和线轴——按不同的颜色排列它们。这些东西令他着迷,就是听课也不能让他分心。麦尔站在门外注视着他,对他那股反抗的劲爱怜不已。他长着黑色的皮肤和一副矮胖的身材,大概和他的生父一样——不像塞莱斯特那样瘦和长着赤黄色的头发——而麦尔的头发是亚麻色,这提示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塞莱斯特在说:“……这是你的族人所说的语言。”
斯蒂芬用线轴堆积小房子,深色放在下面作基础,屋顶是蓝色,“但是我现在是美国人,麦尔告诉我他可以使我成为美国公……公……公民……”
“麦尔是部长的儿子,一名警察,他不知道我们古老国家的传统。斯蒂芬,这是你的遗产,你要继承他,让你妈妈快乐。”
麦尔知道他的儿子是不会买这个帐的,看见斯蒂芬推倒了线轴搭的小屋,他笑了,黑黑的眼珠立刻亮了起来。“麦尔说过捷克语是一堆……一堆……一堆……”
“一堆什么?亲爱的。”
“一堆破砖碎瓦,一堆废物!”
塞莱斯特举起一只手,又停住了,打在她自己并拢的膝盖上。“用英语说,你是一个小忘恩负义的人,给你生父丢脸。你生父是个有修养的大夫,不是邪教恶人的伙伴。”
斯蒂芬踢开桌子,直奔堵在门口的麦尔。这胖小子把他六英尺三的继父撞得歪歪斜斜的,接着抓住他的腰,把头藏进麦尔的坎肩中。麦尔一手抓着他的肩膀,一手抚摸着他的头发。当塞莱斯特站起来看着他们时,麦尔说:“你还不放弃他吗?”
塞莱斯特的口头语是她本土不三不四的俚语,他知道她不愿意让孩子听到。这孩子紧紧地抱了一下,松开手,跑回楼上自己的屋子。麦尔听到,叮、叮、叮——斯蒂芬的玩具小兵被摔到门上,于是说道:“你知道他怎么想,可你还是不放弃。”
塞莱斯特在羊毛衫内整理了一下胸罩吊带,用德语说:“不,中尉先生。”麦尔腻味这欧洲模式。
麦尔走进屋里。“不久就是警长了,小姐。地方首席检查官,升级、加薪,小姐。就是因为这些,我怕你毁了我的儿子才想让他离开你。”
塞莱斯特双膝并拢坐了下来。她1934年结束学业后移居布拉格。“孩子属于他的母亲,最不合格的律师也知道这格言。”
话说到头了,麦尔踩着地毯走出去,坐在台阶上看天上徘徊的雨云。塞莱斯特的缝纫机开始转动;楼上斯蒂芬的兵了还在碰撞有裂纹和麻坑的卧室门。麦尔想,这些小兵的漆皮肯定快要被剥掉了,龙骑兵也将不穿制服,仅凭这一点就会将他在战后营建的一切毁掉。
1945年他是一名陆军上校,驻在当时刚刚被解放的瓦尔德集中营附近的一个临时骑警营房里。他的任务是讯问幸存的俘虏,特别是负责疏散的医疗队认为病人膏盲的人——一群也许永远无法在法庭上确定他们战俘身份的人类躯壳。提出的问题和回答问题都极可怕。麦尔知道,仅仅是石头人般的翻译在场,就足够让他不寒而栗的了,更何况还有个俘虏。从家乡来的消息也很糟糕:朋友来信告诉他劳拉与凶杀处自己的哥儿们杰瑞·邓利维和稽毒处刁滑的米克斯打得火热;在旧金山的父亲雷凡德·兰姆·康斯戴恩得了充血性心脏病,病危时天天打电报来,乞求麦尔在他去世前接受耶稣基督。麦尔恨透了他,所以不愿意给他最后的安慰,天天祈祷关在瓦尔德集中营的每一个幸存者都快点毫无痛苦地死去,以彻底结束他们痛苦的记忆和他梦魇般的生活。老人在10月去世;兄弟戴斯蒙德给他拍了一封电报,对他进行了激烈的诅咒。最后告诉他要与他断绝关系。两天以后他遇见了塞莱斯特·海斯泰克。
走出瓦尔德集中营时,她的身体十分健康,能说不少英语,可以不用翻译。麦尔单独对她进行了讯问。谈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她与一个叫弗兰兹·海斯特克的纳粹陆军中校的姘居生活——这是他开出的她想活下去必须付出的代价。
塞莱斯特的故事——生动的描述——比安眠药还灵,驱走了他的恶梦,它们令他兴奋,令他厌恶,激起他对纳粹的憎恨,也激起了他对自己的憎恨。塞莱斯特感觉到了他的兴奋,引诱了他,两人一起重演了她和弗兰兹的冒险故事。麦尔爱上了她,因为他知道,她比**旺盛却愚笨无比的劳拉更懂得自己。将他钓到手后,塞莱斯特给他讲了她死去的丈夫和六岁的儿子。这孩子或许还活着,在布拉格的某个角落。问他这位侦探老手是否愿意为她找回儿子。
麦尔同意了。为了能更加靠近塞莱斯特,为了不仅仅是做一个偷偷摸摸的情人,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像家人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个爬阴沟的警察,他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三次去布拉格,用那混杂的德语和捷克语乱问乱撞。塞莱斯特丈夫家的亲戚们拒绝他,有两次受到枪和刀的威胁,离开时心中充满恐惧,后背冷飕飕的,就像走在洛杉矶黑人城镇的大街上。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斯蒂芬·海斯泰克,一个面色苍白、长着黑发的孩子。肿胀的肚子上裹着一条毯子,睡在一个卖香烟的小摊外面。这毯子是个好心的黑市商人借给他的。那人告诉麦尔,这孩子一听到别人和他说捷克话——他最听得懂的语言——就害怕,对于德语或法语短句,他只回答是或不是。麦尔把斯蒂芬带回旅馆,给他买东西吃。正准备帮他洗澡,这孩子大嚷大叫起来,只好作罢。
麦尔让斯蒂芬自己洗澡,让他睡觉,让他一气儿睡了十七个小时。接着,拿着德语和法语书,开始了他最艰难的问话。在长长的沉默、停顿和断断续续的问答中,中间隔着半间屋子,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星期,麦尔终于大概地弄明白了他的情况。
在德国人逮捕塞莱斯特和她丈夫——非犹太人反纳粹勇士——之前,斯蒂芬被托付给他的表亲们。他们逃亡时,又将他转送到一家远房的亲戚家里,这家人又将他托付给朋友,朋友又把他托付给躲在一家废弃工厂地下室的熟人。在那儿他过了两年平安的日子,一男一女陪伴着他,这两个人由于长期居住在地下室,后来死于幽闭烦躁症。这家工厂生产狗食和马肉罐头,这成了斯蒂芬那段日子的惟一食物。那一男一女把他当作性对象,然后就叽哩咕噜地用捷克语和他交谈,向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倾吐情人的爱意。斯蒂芬无法忍受那种语言的声调。
麦尔将斯蒂芬带回塞莱斯特身边,向她简要地讲述了孩子失踪这几年的生活,告诉她要和他说法语或教他英语。他认为她的表亲们是这孩子恐惧症的共犯,但他没有说。当斯蒂芬将自己的遭遇亲口告诉妈妈后,塞莱斯特终于屈服了。他知道在这之前,她一直在利用他,现在她爱上了他。他终于又有一个家庭来替代在美国的那个破碎的家。
他俩开始教斯蒂芬学习英语。麦尔写信给劳拉,要求离婚,又办理好将新家带回美国的手续,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而他们的关系却突然出了故障。
塞莱斯特的那位姘夫军官在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之前,逃跑了。就在麦尔即将退役之际,他在波兰南部的克拉科夫被抓住,并被关在了那里的骑警营房里。麦尔去克拉科夫正好看见了他。俘虏拘留营的值勤军官让他看了那个纳粹分子被没收的财产,其中有一绝塞莱斯特的头发。麦尔一眼就认了出来,决不会错。他走进关押弗兰兹的单人牢房,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一刀刺进了那家伙的狗脸。
这件事被捂得严严实实,军队长官,一位一星上将,很喜欢麦尔的做法。麦尔光荣退役,带着塞莱斯特与斯蒂芬回到美国,继续在洛杉矶警察局当警察,并与劳拉离了婚。那两个给他带绿帽子的人,米克斯在一次与罪犯的枪战中受了伤,拿着抚恤金过起了百姓生活;杰瑞留了下来一一但是前程断了。有谣言说,米克斯认为是麦尔指使人开的抢——为了报复他与劳拉的奸情。麦尔任由这一谣言到处散布:这与他在瓦茨授意散布的他是个懦夫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时间谣言四起。洛,最有希望的地方检察官,犹太人,兵役逃避者,对他十分感兴趣,答应一旦他在中尉考试中拔得头筹,就委派他一份肥差。1947年,他考上了中尉警衔,被调到了地方检察官侦查科,成了有史以来洛杉矶市最为雄心勃勃的地方检察官副检察长的门生。与塞莱斯特结婚后,他们过起了家庭生活,为斯蒂芬安排了一切。父子关系越亲近,母亲越不满意;他越急着想正式收养这个男孩,她就越反对——并着手按旧的捷克贵族模式塑造斯蒂芬。教他欧洲的语言、文化和习惯。塞莱斯特彻底忘记了他们曾极力想抹掉的记忆。
“孩子是属于母亲的,即使像你这样不合格的律师也知道这则格言。”
麦尔听着塞莱斯特的缝纫机声,斯蒂芬的玩具小兵击打门的声音。他想起了自己的格言:“假如一个女人是为某件事活着,拯救她的性命,最多只能得到感谢。
她的心中只有对往事的记忆和作为一个家庭妇女那令人厌恶的生活。她想做的一切就是将斯蒂芬带回到他那可怕的记忆中去,让他成为那些记忆的一部分。”他最后的格言:“不能让她这样下去。”
麦尔回到他的屋子,阅读那个线人提供的材料;光荣的大陪审团将从这些材料中得到收获。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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