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笛声中止的地方果然是在大哥家的门口。警察一贯扮演着保民和扰民的双重角色，而且他们多乐意于后者，“马后炮”往往是他们最擅长的招式。有时候我会觉得警笛是他们的信号兵，这种兵有一个作用，就是报告给敌人说他们要来了，目的是让他们自己看着办。
在这，警笛也起了这样的作用，所以我先救跑了。
他们的驾临惊动了左邻右舍，同时吓坏了大伯大妈，当大伯声音颤抖地问他们来此有何贵干而得到冷峻的抓大哥的答复时摊在了地上；当警察没找着大哥而像一条条没咬到骨头的狗灰溜溜退走的时候他们又全瞎了眼睛没有看到危在旦夕的大伯和想到他们有责任保他平安。这就是人民警察——我们的平安使者。
大伯旧病复发，急救车赶来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大妈哭成了泪人，她怎么也想不到还会吸毒（警察说的，他们拿着一张纸兴奋地说：“据可靠消息，你们的儿子在吸毒，我们是来帮他的，这张是拘捕令。”）她担心大伯就这样弃她而去。而我，在担心之余又有点侥幸——他们只说他吸毒。
一个家，再一次支离破碎。
大伯终究没有死，他挺了过来使这个家在人口上得以完整；但是他也没有活，他没能睁开眼睛告诉别人他还活着。医生说他随时会死，他现在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维系他的，或许只是一点点的意念——对儿子的不解的不甘。
那帮警察是指没能抓到大哥，他成了一个在逃犯——一个不受通缉的在逃犯。我们都联系不到他，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警察只说他吸毒，但是我想他肯定以为是贩毒。我担心他的毒瘾，但是也只能干着急。造成这件事情发生的罪魁祸首是瑞秋，他在和小姐办事的时候被扫黄打非的抓住，让掏身份证的时候把自己带在身上吸食的海洛因拿了出来——他喝了酒。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供出了大哥，我当时觉得他不讲义气，现在想来，他实则是救了大哥一程。
小艳告诉我这些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了，此时我已经又成了一个学生，并且相信这一切都是老天注定的。
时下，在我们家乡盛行着一种风俗，小孩在周岁的时候大人会给他预测一下将来。具体是在周岁这天将鸡鸭鱼肉、大小钞票、文具用品、玩具、农具等等一系列物品摆在一张桌子上，叫小孩坐在中间选，选中什么就能知道小孩将来是否会有出息。比方说选吃的就预示他将来是个酒肉之徒；选中玩的就说他将来准不务正业；选中钱自然就是贪财；选农具就说他还是种地的料；选中纸、笔、算盘之类的就说是读书之料。据我父母说我当时抓了一支钢笔便不放手，于是我父亲就一直认为我是个读书的料。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逼我去念书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我当时有个教书的表姐，她对我们兄弟几个念书的事情一直很上心，恰好大哥刚走的第二天我还没顾得上和父亲说复读的事她便到了我家劝我去。于是我就顺水推舟应下了，当然，父亲也很高兴。
最后一个原因说来颇觉不雅。我的父母秉承了小城里之风，多少有一些迷信，所以表姐来后的后一天，我被他们挟持着去了街上算命处的一个看手相的老头跟前，让他给我看看我是否有读书的命。那老头拉着我的左手若有所思地看了半天，说我自手腕至掌间有两条纹路呈“丫”字型，他说这是“二龙抱柱”，古时候就是状元之相。于是乎，我父亲在乐得屁颠屁颠地掏钱的同时也决定了一定要叫去念书，因此，第二天我就又成了学生。
这些天我总有种心痒的感觉，我知道那是毒瘾来的症状，不过正如大哥所说，一次两次的毒瘾只要稍加克制就没事了。我按着他说的话，很容易便把那种“痒”给止住了，甚至，我还又想过把烟给戒了，但是这件事情最终被耽搁了下来。原因是孤独。
复读的日子是孤独的。我被学校安排在一个应届毕业班，以前的臭名声让这里的每一个学弟学妹都对我避而远之，尽管我选中已经诚心悔过。我觉得我也和大哥一样从以往的生活里逃之夭夭了，但是外人仍然不肯原谅我，就像对大哥当初一样。我换下了大筒和破洞洞的牛仔裤以及花里胡哨的衬衫T恤，穿上大方耐看的休闲装；我不再有事没事到处打牌赌博惹是生非而乖乖地坐在教室里看书做题；我重新跨上单车，十七岁的单车载着我每日奔走于家和学校之间，时常去医院看看大伯，安慰大妈；我很诚挚的和大伙相处，可是他们总是对我冷冷的。
我的烟瘾就是在这种飞速成长的孤单里慢慢长大的。我习惯了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思考，一个人抽烟，一个人承载秘密。
我知道了大哥的去处，他躲到了小姑那里，但是他没有和我说起李香，这叫我很不踏实。想起小姑看大哥的眼神我就不自在，但是我又不敢说，就像没把大伯病危的事情透露给他一丁点儿一样。我不确定他是否在尝试着戒毒，也不确定他在那里是否获悉了李香的一些消息。说起李香，又让我连带着想起那个经常去上厕所的女生，她们两个都像是空气一般消失无踪了。我确定李香是深深爱着大哥的，但是他们似乎断了联系；我也确定那个女孩还在这个学校，但是我却没再能见到她，尽管我仍旧每天早上在相同的时间坐在那个不变的地点。
我就这样以烟为伴，在丝丝落寞之中孤独而坚强地走，等待着“守的云开见月明”的时刻与大哥把酒言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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