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不幸的根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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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羽来说,更不幸的是,他的父亲,程万波,也算不上是个合格的父亲。
程万波出身乡里,家境也还算富裕,从没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影响过上学。因为家境好,有时间胡思乱想,所以程万波年轻的时候也接触过几本进步书籍。等他到省城读大学的时候,还被选举成了个学生干部。
程万波人样子虽不特别出众,但好在个子颀长,又有田间劳动锻炼出的一副好身板,加上他学生干部的光环,两年大学上下来,也吸引了不少女同学。程万波上大学的那个时代,祖国百业待兴,很多华侨及其子女纷纷归国报效,他所在的大学里也有那么几位,其中有一位似乎特别青睐于他,常常找他来请教一些问题。
年轻的时候,人们喜欢梦想,程万波也不例外,虽然他表面上心如止水,举止谦谦,但难免有时候静夜无人时刻会来点想入非非。
如果人生万事都可在预料之中,人间就不会发生那样多悲欢离合的故事。程万波和许许多多人都没有想到,世界会在忽然之间风云变幻,反右运动突然纵横神州。程万波同学因为身为学生干部,自然出头露面的场合多,被注意的机会多,终于因为一些不妥的言行受人检举,继而受到了也许是不太适当的待遇。
而这些处理不但让他直接失去了昔日的一些小小荣耀,还间接失去了那一位娴静端庄的华侨女同学。
如果一个人拥有信仰,那么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拷问自己的灵魂。他会自己质疑自己,自己询问自己,要不惜痛苦地反复磨砺自己,最后决定坚持还是舍弃。但程万波同学年轻读书时不过囫囵吞枣,对一些理论只是一知半解,曾经的积极只是出于盲目的热情,远远没有什么信仰的树立。因此风波来时,他马上屈服了。
程万波的屈服从一方面看,可以说是认真的,因为他不需别人的帮助,就很快地自己清除了头脑中那些导致他发出不妥言论的危险思维;但从另一方面看来,他这种屈服却又是不彻底的,因为对于他的遭遇,他完全不能心悦诚服。
程万波的反应倒也可以理解,恰似一些炒股失利的人,他们怪罪的只是股票本身或是发表股评的人,却从不追究自己轻率投入股市、和采信某些股评的责任;自然,他们盈利的时候,夸耀得就只是自己的眼力和能力,而非那些奏效的股市分析了。
“我自然什么都是对的,不同意我的人自然都是错的!”——程万波这种想法倒是和严秀梅女士颇有点不谋而合。
其实比起许多同时代,遭遇同样挫折的大多数年轻人来,程万波还是幸运的。因为除了削职为民外,他并未经受过怎样了不起的磨难,学校甚至还给他安排了工作,而不是草率的把他处理回乡。无奈总有一些人天生缺乏感恩之心,只能看到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却总看不到他人的爱护,穷其一生,让自己生活在满腹怨望仇恨之中。
程万波老师小心翼翼地把怨望深藏在内心,不漏出一点蛛丝马迹,因为他修炼的太好,所以不但这次运动中对他的处理没有升级,就连其后来得更凶猛的那场人*动都没有波及到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甚至都以为他着实是个老实人。

光阴荏苒,程万波的岁数有增无减,虽然他的政治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婚姻问题却受到了同事们的关注。中国人自古喜欢看热闹喜庆的场面,喜欢劝人姻缘从而积德行善,即使是个傻子,也会有人不考虑遗传学因素的跑出来为他做媒,又怎么会落下这个曾经的所谓高材生呢?
于是,程万波老师在某一天被介绍给了严秀梅老师。
站在严秀梅面前的程万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锐气,他佝偻着本来属于高大的身躯,脸上带着有些谄媚的微笑。他的伪装让严秀梅一眼认定他符合自己对新任丈夫的要求,所以她挺乐意这桩婚事。程万波看到比自己小上好几岁的严秀梅老师也觉的不亏。
谈判的重点就落在婚内财产的管理方式上。
严秀梅女士打定主意要独掌财政,因为她觉得有钱才说话有人听;而程万波先生却担心有朝一日再起什么风云,致使自己人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抱紧钱罐子不肯松手。两个人拉锯样谈判来谈判去,最后只好达成婚后经济AA制的协议,开创了未录入历史的中国婚姻理财制度新局面。
在这种理财制度的激励下,严秀梅老师和程万波老师这两个人在生活上表现的颇为志趣相投。
在他俩家中,盛饭菜用的并不是什么瓷碗瓷盘,而都是搪瓷饭盆,对于此,严秀梅老师曾经不止一次不无骄傲的四处推广经验:“搪瓷盆好,不怕摔,耐用,多少年都不用再买!”
而每天的饭菜也只是些咸菜稀粥,间或来些豆芽豆腐;两个人都觉得吃饭不过是维生,只要饿不死就好。
一开始住的宿舍是学校分的,家具是从单位借的两张木床,椅子是办公室淘汰下来的废旧物资,两个人都不肯掏出自己的钱来添置家具,甚至每天能不开灯就不开灯,尽量把需要用电的活都放在单位完成。
屋子里窗上甚至没有窗帘,因为他俩觉得并没有什么需要遮蔽人眼,反正某些事情只是在夜里做,外面并看不见。
至于日常的衣服,自从结婚后,严秀梅老师和程万波老师更觉得失去了更换的必要,也不管是否干净平整,只要不破,几年也不换上一身。
两个人比着赛着的节俭,却可惜美中不足的是他们都有个奢侈的爱好——抽烟;而他俩染上这个爱好的原因倒很一致,就是心里郁闷。开始几年市场供应紧张,凡物都凭票证,香烟是每人每月一盒;但两个人都能靠其他方面的俭省,比如省下些布票去换烟号,来供应自己的需求。后来市场放开之后,自然就可以敞开来购买。不过不管是何种方式得来的香烟,他俩也都不共享,而是各人锁起各人的来。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两人的形象渐渐变化趋同,都是一身邋里邋遢、颜色灰旧、皱皱巴巴的衣衫,一张和身上的旧衣服一样皱皱巴巴、缺乏神采、干瘪扭曲的脸,还有一口烟熏变色、从没有精心刷过的黄牙。支楞着一头乱发,眼角上带着两颗大大眼屎就走上课堂的事情也是稀松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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