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里弗兰只穿着长袜子的双脚搁在办公桌上一堆摊开的报纸上，报纸最上面是一份《纽约时报》，它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提高了调门，空前地使用了八个通栏的斜体字标题：
德军进攻波兰；
城市遭轰炸，港口被封锁；
但泽被接纳加入德国。
但是其他报纸和《纽约时报》这种文雅的吼叫比起来，标题的字号要更大更粗。克里弗兰穿了一件衬衫，斜靠在转椅里，一只电话听筒夹在他的头和左肩之间，正用红铅笔在一叠黄色打字纸上迅速地作着记号，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话。在广播界干八年，他对这套玩意儿已经相当熟练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既紧张又满意，但他的声音带着怒气。他上午的节目叫做“本市名人动态”，专门采访那些路经纽约的著名人士。战争危机突然怒吼着冲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克里弗兰的秘书抢到了新闻编辑部，现在他正向人事科提出抗议，或者说正想这样做。他给经理的电话一直没打通。
一个头戴黑色扁平草帽的小个儿姑娘，出现在门口。她背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编辑部的大办公室里，战争新闻引起的骚乱有增无已。秘书们忙着卡嗒卡嗒地打字，或是拿着稿件急急忙忙地来来去去；听差们端着咖啡和夹馅面包在跑；光穿衬衫的男人们围着嗒嗒响的电传打字机，好象人人都在吆喝、抽烟。
“您是克里弗兰先生吗？”姑娘的声音很甜但有些颤抖，那双惊恐的圆眼睛使她看上去大约不过十六七岁。克里弗兰把手按住话筒问道：“什么事？”
“人事科让我上来找您。”
“让你？天老爷，你多大啦？”
“二十岁。”
克里弗兰好象有点儿不相信，但他还是挂上了电话。“你叫什么名字？”
“梅德琳·亨利。”
克里弗兰叹了口气。“嗯，好吧，梅德琳。想要赌钱就得懂决窍。那么，脱掉你的帽子马上就干，好不好？请你先给
我再买杯咖啡和一个笋鸡夹馅面包。还有明天用的稿子——”他用手拍了拍那叠黄纸说，“要打出来。”
梅德琳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她原是到纽约来买衣服的，突然爆发的战争促使她走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看看要不要临时女职员。在人事科里一个戴一副黄纸袖口、不耐烦的女人塞给了她一张纸片，问了她几个有关她学历的问题，就让她上楼去找克里弗兰。“去和他谈吧，要是你中他的意，我们就可以雇用你。他嚷着要个姑娘，我们这里抽不出人。”
梅德琳跨进房间，叉开腿站着，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承认说自己还未被录用，她原是到纽约来闲逛的，家住华盛顿，还得返回学校去念书。她一想到这儿就心烦，而为她太怕她父亲了，简直什么事都不敢做。她刚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走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一边微笑着听她说，一边眯缝着眼睛打量她。她穿了件没袖子的红布衣服，由于在海上过的周末，气色很好。
“那么，梅德琳，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不想干这个工作？”
“我是在寻思——我能不能过一星期左右再来？”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拿起电话听筒，“还要人事科。好吧，你过些时候再来吧，梅德琳。”她说：“我马上就去给您拿咖啡和夹馅面包，这我做得到。我今失也可以把您的稿子打出来。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干三星期呢？二十四号以前我不用回学校去。我父亲要是知道了，准饶不了我，不过我不在乎。”
“你父亲在哪儿？在华盛顿吗？”
“他在柏林。他是那儿的海军武官。”
“什么？”休·克里弗兰放下电话，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
“你父亲是我们驻纳粹德国的海军武官？”
“是的。”
“真没想到，好啊！你就是海军的子女了。”他把一张五块钱的票子往桌上一扔。“好吧，梅德琳，请给我买个夹馅面包，要白肉、莴苣、胡椒、蛋黄酱的。清咖啡。别的咱们以后再谈。也给你自己买个夹馅面包。”
“是，克里弗兰先生。”
梅德琳拿起那张钞票跑到了外面的大厅，站在那儿发起呆来。她听过几次“本市名人动态”节目，她马上辨别出了克里弗兰那独特的、感情丰富的爽朗声音；真是一个地道的广播员，有他自己的节目，而忽然她竟在为他工作了。而这就是战争时期！一个拿着一袋食品的姑娘嗖地打她身边过去，她这就明白了该到哪儿去买面包。但是已经有二十来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拥在走廊外面那个小餐馆的零售柜台旁了，她走出去到了梅迪逊大街上。她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眨巴着眼睛。纽约的活动还象过去一样。人群在便道上行走；小汽车、大轿车喷着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地过去；人们拿着一包一包东西从商店里出出进进，往橱窗里张望。唯一新鲜的东西是，报贩们抱着大叠晚报，嚷着战争新闻。梅德琳向街对面的大药房跑去，那儿的冷餐处挤满了职员和买东西的人。他们一边吃着碗里的辣汤或是菜汤，谈笑风生。还是往常那些人，在药店里熙来攘往，买牙膏、洗涤剂、阿斯匹林、糖果和便宜的座钟等。一个系围裙、戴帽子的上年纪金发胖女人，很快地替她准备夹馅面包。
“啊，亲爱的，这个仗谁能打赢啊？”她和气地问，一边往鸡上撒胡椒。
“但愿希特勒赢不了，”梅德琳答道。
“对啦，他不是个重要人物吗？SiegHeil！①哈哈，我看这个人是个疯子。我总这么说，这下可应验了。”她把面包递给梅德琳。“好了，亲爱的，既然咱们不卷进去，管他谁赢呢！”梅德琳买了份晚报，标题特大，可没什么新消息。只要看着如此戏剧性的第一版就是新的乐趣。虽然战争离这儿很远，可是梅德琳觉得血管里的血突然流得快了。这些标题中间，升起了自由和新的行动的气息。总统立即十分坚定地宣布，美国不介入这场战争。但事情的发展从现在起可大不相同了，卷进去是不可避免的了！她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怎么样给父亲写信，要是她能得到这个工作就好了。
①德语：胜利万岁！
克里弗兰又把脚放到了桌子上，脸上带着轻浮的笑容在打电话。
他向梅德琳点点头——一面以热情的低沉声音继续劝说一个女孩子和他到美女餐厅会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起面包来。
“您怎么不吃那一份？”梅德琳说，“我并不饿。”
“真的吗？我可不想抢你的吃。”他放下话筒，打开了她那包夹馅面包。“一般我白天吃得不多，可是现在都这么谈论战争——”他咬了一大口接着说：“谢谢。我发誓，我简直就跟在参加葬礼那么的饿。没注意你在参加葬礼的时候有多饿吗，梅德琳？我想，看着这么个倒霉蛋给埋到土坑里，你真觉得活着多么快乐啊。好了，听着，你是想在我这儿干三个星期，对吧？那样也好。这给我一个机会了解一下人事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拿起一个棕色的信封对她晃了晃。“喂，贾莱·古柏住在圣莱吉斯旅馆641号房间。这是‘本市名人动态’稿子的样本，请给他送去。我们大概星期四请他来。”
“贾莱·古柏？您说的是那个电影明星吗？”梅德琳吃惊之下，象她母亲一样用高亢的声调说起话来。
“还会有谁？他也许会问你一些关于广播和关于我的问题。所以仔细听着，把我的话牢牢记在脑子里。我们是在一间没有观众的小播音室里工作，非常舒服。这是一间有扶手椅、书籍和一张地毯的房间，十分精美，象家庭里的书房一样。罗斯福夫人就是在这间房间里广播她的节目的。要是他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稿子用特大号的字打出来。他可以广播五到十五分钟。整个节目需要一个半小时。我是从一九三四年起在洛杉矶开始这个节目的，干了三年。那时我管这个节目叫‘饭后余兴’，也许他听见过。当然他也许很忙，没工夫问这些。不管怎么样，你要装得好象你已经干过一段时间了。”
梅德琳简直慌了神，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马上伸手去拿信封。克里弗兰把信封给了她，说道：“准备好啦？起锚吧。看在基督的面上，可别叫他签名，要是碰到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可别不回来了。”
梅德琳突然迸出了一句：“一定是有些特笨的姑娘在您这儿干过。”说着就赶忙出去了。
一个女仆打开了旅馆房间的门，穿了一身灰衣服的贾莱·古柏正坐在一张装着轮子的桌子旁吃午饭。那个影星站了起来，朝梅德琳微笑着。他个子特别高，身材瘦长，戴一副黑边眼镜。他喝着咖啡把稿子看了一遍，问了几个问题，完全是办事的样子，和一个腼腆的牛仔太不相同了。他的风度象个海军上将。当她提到“饭后余兴”这个节目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是的，我记得那个节目。”不多一会儿，她又出来到了满是阳光的大街上，已经筋疲力尽，浑身战栗。
“英国总动员了！希特勒进攻波兰！”转角上的报贩哑着嗓子喊。
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克里弗兰对她说：“谢谢你，小宝贝儿。”他正在很快地打字。“古柏刚来过电话。这个念头他挺喜欢，他答应了。”他从打字机上取下黄纸，和其他纸别在一起。“他说你真是个可爱的姑娘。你对他都说了什么啦？”
“简直什么都没说。”
“嗯，你干得不错。我现在就去访问他。这儿是明天的稿子。把红笔改过的那几页誊清，然后文刻把全部稿子复印，在309A号房间。”克里弗兰穿上鞋，把领带拉直，披上一件深黄色运动衫。他用手指理了理浓密的金发，扬起幽默地弯着的粗眉毛，咧着嘴对她笑了笑。她觉得，她真愿意为他作任何事情。与其说他人长得漂亮，倒不如说他很迷人，这就是梅德琳的结论。他身上有股有传染性的高兴劲，那双活泼的蓝眼睛里有一种特别逗趣的光芒。他虽然不过三十一二岁，可一站起来，肚子都显出来了，这一点使她有些失望，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
他走到门口又站住了。“你加夜班行不行？你可以拿到加班费。要是你今晚八点半左右来的话，在我的办公桌上可以找到星期四的草稿，里面有古柏的广播稿。”
“克里弗兰先生，我还没被录用呢。”
“你已经录用了。我刚刚和汉妮斯太太谈好了。等你把那份稿子复印完了，就下去填表。”
梅德琳费了五个小时才把那份稿子复印完。她把它交了出去，尽管她弄得不怎么干净，可还是希望不要就此断送她在电台的前程。人事科的人对她说，开始每周工资三十五美元，这简直是一笔财产。她累得腰酸背痛，到药房吃了顿快餐，其中包括一杯巧克力、一块熏肉和一个番茄夹馅面包，然后又回到广播公司。在梅迪逊大街乌黑的高大建筑物上空，一轮朦胧的全月在太阳已落的天空浮起，建筑物上满是一格一格放射金光的窗子。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这天，成了梅德琳·亨利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克里弗兰的桌子上放着贾莱·古柏的访问记录，这是一堆潦草的打字稿、速记和红笔画的道道，上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最好今晚全部抄完。十点钟见。梅德琳嘴里嘟囔着，她真快累死了。
她往彭萨科拉飞行学校单身军官宿舍给华伦打了个电话，他不在。一个南方口音的接线员用滑稽喜剧里模仿别人的腔调说，愿意帮忙找找他。在烟雾腾腾的新闻编辑部里，拿着电传打字机长纸条和纸杯咖啡的姑娘们还在来来往往，男人们在很快地高声谈话，打字机嗒嗒地响个不停。从敞开的门里，梅德琳听到一些互相矛盾的谣传，如：波兰已经溃败了，希特勒正在去华沙的路上，墨索里尼飞到柏林去了，法国给英国施加压力，要再搞一次慕尼黑交易，希特勒提出要访问张伯伦等等。
十点钟，电话铃响了，是华伦打来的，话筒里传来背后的乐声和笑声。他说，他是在海滨俱乐部里，正参加在围着棕榈树的平台上举行的一个月光舞会，他刚刚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姑娘，是个议员的女儿。梅德琳把在广播公司工作的事告诉了他，他似乎很高兴，印象很好。
“喂，我听见过‘本市名人动态’，”他说，“休·克里弗兰这家伙嗓子倒**人。他人怎么样？”
“嗯，可爱极了。你说这样行吗？爸爸会不会发火？”
“梅蒂①，你过不了三周就得回学校去了，他甚至连知道都不会知道呢。你住在哪儿？……哦，知道了，那是个妇女旅馆，我知道那家旅馆。哈！小梅德琳过起浪荡生活来了。”
①梅德琳的昵称。
“你不反对？”
“我？为什么反对？我看这倒不错。只是记住要做个好姑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梅德琳？仗打起来了吗？这儿在谣传说英国人逃跑了。”
“这儿没别的消息，也都是谣言，一个小时就是一打。你的那个伴儿真是国会议员的女儿吗？”
“当然，她是个迷人的姑娘。”
“你的生活够艰苦的了。飞行怎么样了？”
“我第二次单飞降落的时候，飞机在地面上翻身了，可别告诉爸爸。我现在进步多了。真了不起啊。”
“好极了，你还在这儿。”克里弗兰说。他们的电话打过才几分钟，他就走进办公室。跟他一道进来的是个高个子的美人，戴一顶黑色草帽，比梅德琳的还宽；穿一件灰色绸衣服，她身上那种栀子花的香味在这个小办公室里显得太浓了。克里弗兰看了看梅德琳打的那几页说：“还需要再练练，对吧？”
“我打打就会熟的，”她的声音有点发抖，清了清嗓子。
“但愿如此。对了，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普瑞柏尔的海军上将？他是不是个什么高级要人？”
“普瑞柏尔？您说的是斯蒂沃特·普瑞柏尔吗？”
“斯蒂沃特·普瑞柏尔，不错。他是什么人？”
“怎么，他是海军作战部长啊。”
“那是个大人物，对不？”
梅德琳习惯于老百姓对军队情况的无知，不过这回可使她大吃一惊。“克里弗兰先生，在海军里再没有比他职位更高的了。”
“好。那他就是我们的人了。我刚听说，他这会儿在沃里克旅馆。我们对大旅馆都留着神呢，梅德琳。现在我们给他去封信。”他斜倚在办公桌边缘，开始口授。那位打着哈欠的美人，跷起两条漂亮的腿，点上一支烟，翻看着一本《好莱坞通讯》。梅德琳拚命想赶上他，可还是不得不求他说得慢一点儿。
“你会速记吗？”
“我很快就能学会。”
克里弗兰看了看手表，又瞧了瞧那位美人儿，她正耷拉着眼皮轻蔑地瞟着梅德琳。梅德琳感到自己真是个可怜虫。克里弗兰用手掠了掠头发，摇了摇头。“瞧，你知道这些海军界的人士。给他写封信，就行了。请他参加在星期四上午播出的节目。要是你愿意，跟他提一下贾莱·古柏。签上我的名，把它送到沃里克旅馆，办得了吗？”
“当然办得了。”
“好极了。我和温蒂要去赶一场十点钟的电影。那里边有她的镜头。对了，这个普瑞柏尔认识你父亲吗？怎么样，温蒂？这孩子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温蒂打了个哈欠。梅德琳冷冷地说：“普瑞柏尔海军上将认识我父亲。”
“那就把这点也提一下，怎么样？”他带着说服她的调皮微笑对她说。“我真希望把他请来，梅德琳。海军上将和将军们一般是蹩脚来宾。他们太谨慎，也太古板，说出来的话没什么趣味。可现在正在打仗，所以这会儿他们是红人。明天早上见。知道吗，我九点来上班，所以你到这儿最迟别超过八点。”
正如华伦对梅德琳说的那样，战争的第一个夜晚，他是在月光下和一位议员的漂亮女儿跳舞度过的。
月亮飘浮在高空，离地球大约有三十个直径那么远，穿过云层，照耀着一切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事物。它曾用暗淡而有用的光亮为一队队穿灰军服的年轻德国人照路，他们连续好几英里长的队伍正拖着疲劳的步伐穿过波兰边境。现在，欧洲已经转过来向着阳光，使得德国人有了更好的光亮来进行他们的活动；在此刻，同一的月亮，又以它的光明沐浴着墨西哥湾和彭萨科拉“海港观赏俱乐部”的平台，德国总参谋部曾精心作过利用月光的计划，但那银色的光辉却在一个喜
气洋洋的机会中撒到了华伦·亨利和杰妮丝·拉古秋的身上。
谁都说，这是几年来最美妙的一次俱乐部舞会。报纸的大字标题，电台激动的广播，使这个冷清、宁静的彭萨科拉兴奋起来。飞行学员们感到自己更了不起，姑娘们也觉得他们更加迷人。战争还很遥远，但不论在多远的地方打仗，他们都是军人。然而，对德国人进攻的谈论，很快就转到身边的话题上去了，如：马戏、新的基地司令、最近的飞行事件、新出现的风流韵事等等。在这些快乐的人眼中，元首仍然是新闻片里的那个声音沙哑、神经质的德国人，总是发疯地打着手势，留着滑稽的小胡子，他打算挑起欧洲的一场大乱，但目前还吓唬不了美国。
亨利中尉的看法与众不同。他确实很关心这场侵略战争，所以他一开始就引起了杰妮丝·拉古秋的兴趣。在军官学校中，他在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超过了其他人。他们见面后，就在月光下平台上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这位飞行学员不
谈飞行，也不表示柔情，只是跟她谈施里芬夺取巴黎的计划①，谈毛奇②对这一计划致命的干扰，谈坦仑堡战役③能够取胜是德国铁路运输的功劳，谈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战略的对比。他开始也谈飞行员爱谈的闲话。而这套话，杰妮丝在彭萨科拉交了几年朋友之后，已经听腻了。但是他们一谈到战争，她就显示出她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政治见解。华伦也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次激动的谈话。恋人们有时用不着说一句痴情的话，就能从这种交谈中了解对方。
①坦仑堡，波兰东北部小镇，一九一四年八月兴登堡率领下的德军在此战败沙俄军队。
②毛奇（1848—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统帅，继施里芬任总参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修改“施里芬计划”拟予实施，但未得逞。
③施里芬（1833—1913），德国元帅，曾任总参谋长，制定了对法、对俄两线作战的“施里芬计划”。
杰妮丝虽然长了个法国裔的拉古秋家族大鼻子，门牙不太整齐，却算得上是彭萨科拉的美人之一。她的嘴、皮肤和淡褐色的眼睛都挺可爱，身材又特别妩媚动人，所以男人们都禁不住盯着她看，就象看一团火一样。她高高的个子，一头金发，声音娇滴滴的，举止活泼有生气。她的家庭拥有俱乐部范围内最大的一幢房子。拉古秋家确实有钱，两代人从事伐木事业，毁坏了墨西哥湾成百英里的松木森林，把北佛罗里达变成了昆虫密集的沙土荒漠。她的父亲在沉寂而安于现状的彭萨科拉是个奇人，是第一个活跃在政界的拉古秋。
杰妮丝在华盛顿长大，她有远见，也沉着、冷静。她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和美国历史，而且打算进法律研究所。她希望嫁一个名人；一个国会议员，一个参议员；一个州长；要是有幸嫁个未来的总统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对那些为她的美貌和潇洒的风度倾倒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无情了。她是出来寻找大猎物的，结果以冷若冰霜出了名，而她也以此为乐。她的最低要求是在她不得不到彭萨科拉避暑期间，能碰到一个值得相识的人。而在这许多人之中，她选中了一个海军飞行员！不管怎么说，华伦·亨利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夹灰的头发；柔和的微笑带点机灵而又放浪的神气，这些都使他特别动人。他的一举一动对一个安纳波利斯的优等生来说，显得太熟悉女人了。这非但没使她不安，反使华伦更有特色。
过了一会儿，他们不聊了，在月光下紧紧拥抱着跳起舞来。一旁观看的彭萨科拉人纷纷开始打听这位头上有块伤疤的海军中尉的身世。华伦在飞机出事时，额上摔破了，缝了九针。那些海军飞行员都羡慕地彼此相告这位拉古秋姑娘是什么人。
华伦回到单身军官宿舍时，看到泰拉赫夫人留下的两个电话条儿。泰拉赫是他在巴尔的摩分了手的女人，有三十岁了，为了她，华伦差点被军官学校开除。他父母乘船去柏林那天，他就是和这个女人睡了一下午。华伦是在军官学校读三年级时遇到她的，那时她是一家茶馆的老板娘。她答应了他的大胆要求，同意在茶馆关门以后和他见面。这是个聪明的小个儿女人，可是命运不济，嫁过两个凶残的丈夫。她爱读书，喜欢艺术，而且特别多情。华伦渐渐爱上了她。一次，她和个上了年纪的人去度周末，华伦嫉妒极了，甚至简单地想和她结婚。拜伦为了这件事和他好好地谈过一次，尽了一个做兄弟的最大努力。海伦·泰拉赫不是个坏女人，仅仅是个孤独的人，既然法律规定年轻的预备军官们不许结婚，他们当中爱沾花惹草的就会去找这个或那个泰拉赫夫人。华伦的最大错误就是请她到彭萨科拉来，但那时他刚在海上呆了三年回来。现在她呆在圣卡罗斯旅馆，当大餐厅的接待员。
但她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遥远了！这不仅是因为有了杰妮丝·拉古秋的缘故，希特勒入侵波兰也使未来具体化了。华伦认为不出一年美国就会参战，前途是光辉灿烂的。他可能被打死，但是在这次战争中他可要飞了，要是运气好，他还会有优异的战斗记录。华伦是信奉上帝的，但他认为上帝比那些传教士所说的还宽宏大量得多。一个能创造出“性”这样奇异东西的神，是不会对它太一本正经的。亨利海军中尉正坐在他那间陈设简陋，有着高高的老式天花板的房间里，设法不去理会同伴的鼾声，往窗外望着，凝视着单身军官宿舍外面那片洒满了月光的寂静草坪，幻想着战后的黄金岁月。
政治对他很有吸引力。他贪婪地学到的历史知识，使他了解在战争中政治家是领导者，军人仅仅是工匠。华伦对那些到军校和舰队来参观的政治家们，作过仔细的观察。其中有些象他父亲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更多的是些笑容可掬的家伙，带着忧虑的目光、伪装的微笑、松弛的肚子。他知道，父亲的野心是成为海军将官。华伦也有这个愿望，但为什么不想得更多一些呢？杰妮丝·拉古秋颇有头脑，她凡事都懂。一天工夫华伦·亨利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早晨战争为他展示了未来，晚上未来的一个十全十美的伴侣又从天而降。
他做了一桩怪事。他走到窗前，望着天空的月亮低声地祷告了一会儿，他小时候与父亲一同到教堂去，经常这么做。
“主保佑我得到她；保佑我通过这次考试，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飞行员。我不求您保佑我活命，我知道这将取决于我本人和我是否在数，假如我真能活过这场战争，那么——”他对着繁星闪闪的夜空笑了笑——“好，那么咱们等着瞧吧。行吗？”华伦是在向上帝献殷勤。
他没给泰拉赫夫人打电话，就上床睡了。她总是在等着他的电话。但现在，对他来说，她就象是中学里认识的一个什么人了。
早晨，还不到六点，大使馆来的电话把维克多·亨利吵醒。代办因为战争爆发，召集使馆人员开紧急会议。
罗达嘟哝着翻了个身，把裸露的白胳膊搭到眼睛上。帕格掀开被盖，窗帘缝隙里透进一缕阳光，横照到床铺上，细细的尘埃在苍白的光柱里舞动。希特勒动手的日子天气可真好啊，帕格睡得迷迷糊糊地想，真是这个杂种的运气！侵略的消息并不使人吃惊。自从纳粹和苏联签订条约以来，波兰的局势急转直下。头一天晚上，在阿根廷使馆举行的盛大晚宴上，每个人都注意到，德国的军方人士和外交官员没有出席，每个人也都谈论战争。有个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格说，入侵是在早晨三点来钟。那个家伙消息真灵通！世界已经跨过了时间的红线。维克多·亨利跳下床，到一个新的时代去工作了。这还不是他的战争，不是他一辈子受训练准备打的战争，这个战争还没打起来。但他肯定不久就会打起来的。他虽然不觉得惊奇，可还是很兴奋，很激动。
他在书房里打开收音机，它好象好久才热起来。他又打开落地窗。鸟儿在阳光瑰丽的花园里歌唱，一阵轻风吹来，带来了窗前红花盛开的灌木的浓郁芳香。收音机嗡嗡、噼啪地响了一阵，一个播音员开始播音了。听起来与上周任何一个柏林的播音员没有丝毫不同，那时讲的尽是些对在波兰的德国人犯下的“难以相信的暴行”，如：**、杀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砍下儿童的手和脚，等等。事实上，在这番长久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胡说之后，战争爆发的消息听起来几乎是平淡无奇的了。这个声音还是那么刺耳，还是那么充满正义感，描述元首的进军决定，就象谴责暴行时一样。
关于波兰人进攻格莱维茨、去占领一座德国电台一事——据广播说，这一暴行使得德**队派了二百多万开进波兰以便“自卫”——也是以同样一本正经的轻快语调广播着，就象播送德国人深入波兰领土，波兰边防部队突然溃败的报道一样。显然，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得要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准备，而且已经冲向波兰好几天。说波兰“进攻”，是哄孩子的骗人蠢话。维克多·亨利已经习惯了柏林电台这种把事实与谎言混在一起的含糊论调，但纳粹对德国人智慧的轻蔑还是使他吃惊。这种宣传当然已经达到一个目的——缓和这场新的战争对人们的冲击。
罗达打着哈欠、系着睡衣的带子走进来，她把头转向收音机。“怎么！他真干起来啦。可不得了！”
“对不起，把你吵醒啦。我还尽量把声音开低了呢。”
“哦，是电话把我吵醒的。是使馆来的吗？”帕格点点头。
“我也这么想。呃，我揣摩我应该起来听听消息。咱们不会卷进去吧？”
“不大会。我甚至不能肯定英国和法国会参战。”
“孩子们怎么办呢，帕格？”
“哦，华伦和梅德琳不会有什么问题。谣传说，意大利不想打仗，所以拜伦也不会有事。”
罗达叹了口气，又打个哈欠。“希特勒真是个怪人，我得出这个结论了。他是怎么个办事法儿呀！我喜欢他和人握手时那种坦率和男人气，挺象美国人；还有那迷人、腼腆的微笑，但他那双眼睛很怪，你不觉得吗？总是很冷淡，有点难以捉摸。对了，咱们为那位从科罗拉多来的实业家举行的晚宴怎么办？他叫什么来着？还举不举行了？”
“叫柯比博士。现在他可能到不了这儿了，罗达。”
“亲爱的，请一定弄准了。要知道，我有客人要来，还请了助手，准备了食物。”
“我尽力而为吧。”罗达慢吞吞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你知道，《时代》周刊不停地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有几个月了。看起来总好象不现实似的。现在不是打起来了吗？不过总觉得有点滑稽。”
“你很快就会习惯的。”
“哦，那当然，仗已经打起来了。我本来应该和萨丽·福莱斯特一道吃中饭的。我最好先问清楚她的午宴还举不举行。真糟透了！我预约的理发时间——啊，对了，是明天。或许是今天？早晨这个时候我的脑子总不好用。”
因为会议开始得早，帕格放弃了早上去使馆时宝贵的五英里步行，开了车去。要说柏林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比往常更安静了。市区中心的林荫道上是一派星期日景象，来往的汽车少了，便道上行人也不多。所有的商店都开了门。某些交叉路口停着些小型卡车，上面架着机枪，装满了头戴钢盔的士兵。工人们在沿着公共建筑物的墙边堆沙袋，但所有这些行动都似乎没什么一定的目的。咖啡馆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在动物园里一早散步的人们——保姆们、孩子们、上年纪的人——象往常一样，天气好就都出来了，卖玩具气球和冰激凌的小贩也来了。播音喇叭到处在哇啦、哇啦地广播新闻；不常见的大量飞机嗡嗡地飞过天空，柏林人都抬起头注视着天空，然后彼此无可奈何地相视苦笑一下。亨利还记得上一次大战爆发时欢腾的柏林居民拥向菩提树大街的快乐场面，很显然德国人是以一种不同的心情参加这次战争的。
大使馆成了吓坏的游客和未来的避难者——主要是年老的犹太人——的大漩涡。在代办的安静、宽敞的办公室里，使馆人员会议开得沉闷而简短。华盛顿还没来特别指示。大家传阅一下油印的战时条例小册子。代办要求每个人特别注意保持正确的中立口气。如果英法参战，美国大使馆可能还得照顾那些流落在德国的英法公民。美国在这个麻烦的时刻对野蛮的德国人采取适当的举动，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会后，维克多·亨利在他的办公室里着手处理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收文筐，告诉他的文书设法找到巴穆·柯比博士，那位从科罗
拉多来的电气工程师，他从军械局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打来了电话。“喂，那个坏蛋要向帝国议会进行解释，你想听听吗？我可以把你带到记者席里去。这将是我在柏林写的最后一篇报道。我已经拿到离开此地的证件，前几天就该走了，但是因为生病，耽搁了。上次带我去看斯维纳蒙台基地，我还欠你情呢。”
“你没欠我什么，不过我一定来。”
“好。他三点开讲。帕姆两点钟去接你。我们正象疯子一样在收拾东西呢。但愿我们别给拦在这儿，都是这种德国食物害得我关节痛。”文书进来把一份电报放到桌上。
“塔茨伯利，我请你和帕米拉吃午饭好码？”
“不，不，没时间了。多谢啦。过了这次小小的麻烦之后也许可以。一九四九年左右吧。”帕格大笑起来。“十年？你真是个悲观主义者。”
他打开电报一看，吓了一跳。“是否知道你儿子和我侄女娜塔丽现在何处请电告或电话”，下面署名是“埃伦·杰斯特罗”，以及锡耶纳的地址及电话号码。帕格打铃叫来了文书，把电报递给他，说：“要通锡耶纳，找这个人听电话。同时打个电报给他：不知道请电告其最后去向。”
“是，先生。”
他决定先不告诉罗达。他想法继续工作，但发现连最简单的信都看不懂了。他把工作搁下，望着窗外在灿烂的阳光下来来往往的柏林人。坐满穿灰军服的德国士兵的卡车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轰隆轰隆地驶过，士兵们都显得很疲劳。一个银色的小飞艇滑过碧空，后面拖着一个奥德尔牙膏广告。他尽量抑制自己的忧虑，又处理起收文筐的文件来。
他刚要离开办公室去吃饭，电话铃响了。他先听到的是许多不同语言的杂乱讲话声，然后一个带点口音、有教养的美国人说话了：“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埃伦·杰斯特罗。非常感谢您打电话给我。”
“杰斯特罗博士，我想我最好是马上告诉您，我并不知道拜伦和您侄女在哪儿。我根本没想到他们没和您一道在锡耶纳。”
“哦，我本来没决定给您打电报，不过我想您能帮忙找到他们。两星期以前他们去华沙了。”
“华沙！”
“是的，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在咱们驻波兰使馆里工作。”
“我立刻就跟那儿联系。您是说咱们的使馆，对吗？”
“对，是二等秘书莱斯里·斯鲁特，我以前的学生，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我本想他和娜塔丽有一天会结婚的。”帕格草草记下那个名字。杰斯特罗咳了起来。“请原谅。我想这次旅行够冒险的，但他们是在条约签订前就去的。她二十七岁了，有她自己的主意。拜伦是自告奋勇陪她去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担什么心，他是个很能干的年轻人。”
维克多·亨利被这个消息搞昏了，但是听到了赞扬拜伦的话，还是觉得很高兴，多年来他也没听到过好多。“谢谢。我打听到什么消息就打电报给您。要是您有了信儿，也请告诉我一下。”
杰斯特罗又咳嗽了。“对不起，我得了支气管炎。上次世界大战我记忆犹新，中校！真象没有过了多久，对吧？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一种奇怪、恐怖的悲哀感觉，几乎是绝望。我希望咱们有一天能见见面，和拜伦的父亲相识，我太高兴了。他很崇拜您。”
霍彻菜馆的那张长桌子是一个听音哨，一个消息交易所，一个外交上小买卖的交换所。今天，这家拥挤的菜馆里，银餐具好听的叮当声，烤肉的香味，热烈的高声谈话，都依然如故。但是在这张特别桌子上却有了变化。有几位使馆的武官穿上了制服。那个长着一副愉快的紫红色面庞、留着大胡子、酒量过人的波兰人已经走掉了。那个英国人也不见了。那个佩着粗重金饰绦的法国武官坐在他惯常的位子上发愁。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位白发苍苍、滑稽的丹麦胖子，仍穿着那身亚麻布白西装，但他也僵在那儿，一言不发。谈话很拘束。华沙电台叫嚷德国人已被打退，但没人能证实。相反地，他们各自首都来的新闻简报，都和德国人吹嘘的一样：到处获胜，成百架波兰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全部军队被包围。帕格吃了一点儿，马上就走了。
帕米拉·塔茨伯利靠在使馆门前的铁栏杆上，靠近那些沿街排成长队的愁容满面的犹太人。她穿着那套他们那天早上在“不来梅号”上散步时穿的灰色衣服。“好了，”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他说道，“小瘪三到底动手了。”
她吃惊而又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动手啦！咱们的车子在这儿。演说一完，我们就出发。我们六点钟飞往哥本哈根。还算运气，弄到了座位，简直象金刚石那么难弄。”
她紧张地开普车在小巷里弯来弯去行驶，避开大路上那个长长的坦克纵队。
“是啊，看到你和你父亲要走了，感到非常遗憾。”帕格说，“我肯定会怀念你这种开车的冲劲儿的。你们以后上哪儿？”
“我猜是回美国。父亲十分喜欢那儿。实际上这会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柏林是进不来了。”
“帕米拉，你这么走来走去的，难道你在伦敦就没有一个男朋友——或是几个男朋友——反对吗？”这个女孩子——他是这么看她的，这表明他是长者——脸红了，眼睛闪着光。她那双白净的小手，开车的动作迅速、灵巧而且稳当。她身上散发看一种柔和的、带点辣味儿的清香，象荷兰石竹的香味。
“哦，现在还没有，中校。因为父亲眼睛不太好使了，他离不了我。我又喜欢旅行，所以我很乐意——哎呀！看您的左边。不要太明显。”
赫尔曼·戈林掌着一辆双座红色敞篷汽车的驾驶盘，样子傲慢、凶狠，因交通灯停在他们左边。他穿了一件黄褐色、双排扣的普通上衣，翻领上金光闪闪，不管他穿什么衣服，翻领上都闪着金光。他的巴拿马草帽宽宽的帽檐儿两边和后面都往下耷拉，有点象过去美国强盗的模样。这个肥胖家伙戴着戒指的胖手指敲着驾驶盘，一面咬着长长的上嘴唇。
灯光变了。红汽车向前冲去，警察向他行礼，戈林笑着摆了摆手。
“刚才要是打死他多容易啊。”帕米拉说。
帕格说：“这些纳粹真让人莫名其妙。他们的安全措施非常松。甚至连希特勒周围也一样。总之，他们人杀的太多了。”
“德国人崇拜他们。父亲就是因为在纽伦堡纳粹党日作的那次广播惹了麻烦。他说，谁都能杀死希特勒，他那样随随便便地到处走动，正表明德国人是多么拥护他。不知怎么这个广播竟把他们惹火了。”
“帕米拉，我有个儿子，希望你到美国的时候能见到他。”他把华伦向她介绍了一番。
姑娘听了调皮地一笑。“您已经对我提过他了。听来好象他长的比我高了点儿。他到底是怎么个样子？象您吗？”
“一点儿不象。他长得挺漂亮，人很厉害，但对妇女们很有魅力。”
“真的吗。您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是的，我还有个儿子。”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把他还没告诉妻子的事，对帕米拉简单地讲了一下：德国人入侵的时候，拜伦正在波兰的某个地方，陪伴着一个已经有了情人的犹太姑娘。帕格说，拜伦能够巧妙地摆脱困境，不过，等他儿子没事儿了，他可得多长几根白头发。
“这个人我倒是愿意见见。”
“对你来说，他太年轻啦。”
“哦，未必。我从来没碰上过对头的。父亲在那儿呢。”塔茨伯利正站在一个拐角挥手。他握手很用劲儿。他穿了一身苏格兰呢衣服，在这个天气似嫌太厚了，头上还戴了一顶绿丝绒帽子。
“你来了，亲爱的朋友！来吧。帕姆，你四点钟到这个拐角来等着，成吗？这次不会是他那种三小时的长篇大论了。这个坏蛋最近睡眠不足。”
一个穿平常衣服的年轻德国人迎上来，对着帕格“咔塔”一声立正致敬，带着他们从党卫军面前走过走廊，上了楼梯，向克洛尔歌剧院那个挤满了人的小小记者席走去。纳粹借这个歌剧院召开国会会议。讲台后面，一只图案型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A字上，向周围射出的金光画满整个墙壁。这景象在照片上看起来非常神气，但亲眼目睹后，只觉得又花哨又俗气——挺适合作一个歌剧院的背景。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无常和轻率拼凑节目的气氛就是纳粹的一个特点。还在建设中的新国会大厦，为了适合希特勒的口味，大得近于呆板，那些粗大的多里式柱子显然是石头的，但整个建筑物使帕格联想到一套硬纸板做的电影布景。
和多数美国人一样，他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纳粹，或者说得确切些，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德国人。他想，他们以出奇的毅力勤奋地工作，却在愚弄自己。德国是一个不稳固的既老又新的国家。某些地方有浓重的巴洛克式美景，写外一些地方又有匹兹堡那样的重工业；表面上是傲慢吓人的政治威势，拚命灌输恐怖，结果却十分可笑。所以这使他震惊。就个人来说，德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他觉得奇怪的是，两国人民都以魔为国徽。德国人同样也是那种有事业性的野心家：直率，有粗俗的幽默感，而且通常可靠、能干。从这些方面来说，亨利中校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比跟那些迟钝的英国人或委婉健谈的法国人一起，更感到随便。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似乎就变成了丑恶、易受骗的陌生人，而且有点凶残劲儿。如果你和个别一个德国人谈政治，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一个交战国的傲慢无理的海德先生①。他们使人难以理解。帕格知道，在道德败坏的欧洲，这群经过严格训练、装备优良的向前迈进的德国兵为害非线，而他们在匆忙中建立的一支庞大空军，他敢断定此刻正在波兰人头顶上滚滚而过。
①海德先生是英国作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中主要人物。化身博士杰克尔的坏的一面是虐待儿童，谋杀好人。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