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讨论会结束了吧，”奔奇·泽尔斯顿喃喃地说。
“为什么？”拜伦说。
“一个原因是，”娜塔丽打断说，“我腻烦啦。”
德国人一坐下来，整个餐馆的谈话声就静下来了。犹太人提心吊胆地望着他们。在这暂时的静寂中，只有那喧闹的、对周围毫不理会的英国客人的声音更显得大了。
“这些英国人是干什么的？”娜塔丽问泽尔斯顿。
“寓公。他们住在这儿是因为东西便宜，又没有配给制度。同时，我猜也因为这里不在德国空军的轰炸目标之内。”泽尔斯顿说。“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并不特别希罕他们。”
“你刚才引的海涅那段话很了不起，”拜伦对斯鲁特说。
“我在牛津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海涅与黑格尔的论文，”斯鲁特微微笑了笑说。“海涅很长一个时期为黑格尔所吸引，后来他又摒弃了黑格尔。我曾经把那段话翻译出来，作为一本书的题词。那段话的辞藻挺华丽，就象耶利米①那样。犹太先知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正喝咖啡的当儿，一道粉红色的聚光把这昏暗的房间分成两半，灯光照在小小演奏台上一块灰色的幕帏上。奔奇·泽尔斯顿说：“这就是他。他是最好的法都②歌手。”
①葡萄牙的一种民族歌舞。“法都”的意思是命运。
②《圣经·旧约》中的一个希伯来族的先知。
“最好的什么？”拜伦说。这时，一个脸色苍白、黑眼睛的年轻人穿着镶了厚边的黑色外套从幕后走了出来，手里握着一只葱头形的吉他琴。
“法都歌手，命运歌曲。十分凄凉，葡萄牙味十足。”
年轻人的琴声一响——强烈、尖锐、悲伤的琴声，节奏铿锵犹如锤击——菜馆里就静了下来。他用一种清脆、高亢、花哨的嗓音唱着，一双黑眼睛四下里打量着，聚光灯把他那高高隆起的前额照成了粉色。娜塔丽悄悄对泽尔斯顿说：“唱的是什么曲子？”
“是支老曲子。是学生们常唱的法都曲子。”
“歌词的意思呢？”
“啊，歌词永远是不重要的。只那么一两句。刚才唱的是：‘闭上你的眼睛。闭上眼睛生活就会简单一些。’”
这对新婚夫妇的目光相遇了。拜伦把手放在娜塔丽的手上。
年轻歌手唱了几支曲子。他时而迅疾，时而缓慢；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欢快激越，甚是别致。显然这就是法都的精华，因为每当他在唱一支曲子的中途表演这些花腔的时候，菜馆里的葡萄牙人就鼓起掌来，有时还喝采。
“美得很，”一支曲子唱完的时候，娜塔丽小声对奔奇·泽尔斯顿说。“谢谢你啦。”
他用双手梳理了一下他的小胡子。“我料到会合你的心意。这确是别有风味。”
“Spieler！KoCnnenSie‘OSoleMio’singen？”①那个光头的德国人正在跟歌手说话。他坐得离台只有几英尺。歌手不自然地笑了笑，用葡萄牙语作了回答，同时用他那只形状奇特的吉他琴比划着，说他只会表演法都歌曲。那个德国人用嘻嘻哈哈的语调叫他还是唱个“OSoleMio”，那个年轻人又摇摇头，作出毫无办法的手势。那个德国人用冒着烟的雪茄朝他指了指，然后用葡萄牙语嚷了些什么。这么一来，连英国人在内，整个菜馆都鸦雀无声了——坐在德国人桌上的那三个葡萄牙女人的脸也顿时冷若冰霜。那个年轻的表演者用可怜巴巴的神情朝周围的观众望了望，然后很蹩脚地唱起“OSoleMio”来。那德国人朝椅背上一仰，用手里的雪茄望空打着拍子。菜馆被一片窒息的空气所笼罩。娜塔丽对泽尔斯顿说：“咱们走吧。”
①德语：“唱歌的，你会唱《我的太阳》吗？”
“我赞成。”
他们走出菜馆的时候，那位歌手还在嗑嗑巴巴地唱着那支意大利曲子。在进门的柜台上摆着一幅这个歌手的相片，下面放着一叠唱片，就是这个歌手灌的，用硬纸袋套着。“要是有第一支曲子的，”娜塔丽对拜伦说，“给我买一张。”他买了两张。
外面的街灯比菜馆里头的灯光要亮。寒风凛冽。莱斯里·斯鲁特把脖子上的围巾拉拉紧，对拜伦说：“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才走。”
“照我计算时间的法儿，离现在还有几年呢。”娜塔丽带着挑战的语调说，一边搂紧她丈夫的胳膊。
“那么，娜塔丽，我要不要想法去订咱们星期六去罗马的飞机票？”
“先等等吧，也许他还不走呢，我总可以这么盼着。”
“当然，”斯鲁特把手伸给拜伦。“要是见不着你的话，这里就向你祝贺了，祝你幸福，海上风平浪静。”
“谢谢。还谢谢你把套房让给我们住。我们那样喧宾夺主，太唐突了。”
“亲爱的伙计，”斯鲁特说，“那套房在我手里是白白浪费。”
娜塔丽的四肢痉挛起来。她梦见德国秘密警察在敲门。她从噩梦中醒来，在黑暗中听到真有人在敲门。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希望这只不过是那噩梦留下的痕迹在她那为云雾所遮蔽的头脑中徘徊，以为敲门声就会停止的。它没停。她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碰了一下拜伦的热呼呼、毛茸茸的腿。
“拜伦！拜伦！”
他倚着胳膊肘直起身子，接着整个儿坐起来了。“几点啦？”
“一点三刻。”门敲得更响更急了。拜伦跳下床去，赶忙穿上浴衣。
“勃拉尼，可别随便放人进来！先弄清楚了是谁。”
娜塔丽也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安乐窝般的床，穿上一件亵衣，夜晚的寒气冻得她直打哆嗦。这时，拜伦打开了寝室的门。“不要害怕，是埃斯特。”
“他来干什么？”
“这正是我要弄清楚的。”
门又关上了。娜塔丽跑到门跟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提到了托布鲁克。她觉得这样偷听未免太丢脸了，就索性嘎嘎地拧了下门把手，走了出来。那两个年轻人正坐在沙发上躬着身子在交谈，他们都站了起来。穿嵌金线的蓝制服、戴白色大檐帽的埃斯特上尉在吃一只苹果。
“嗨，娜塔丽，象这样冲到度蜜月的夫妇的房间里，真太不该了，”他愉快地说。“我们正在谈着一件风险特别大的任务。”
“怎么啦？”
拜伦说：“改变了命令。没什么严重、紧急的事，不用急得出汗。”
“对。实际上我正赶着要走。”埃斯特上尉把苹果核丢在烟灰缸里。“我得把上岸过夜的艇上的人全找回来。这么深更半夜来漫游伊什图里尔和里斯本倒是满有趣的。再见吧，拜伦。”
上尉咧嘴向她笑了笑，又轻轻拍一下他那歪戴得很放荡的帽子，就走了。
“哦，告诉我！”娜塔丽抱着双臂，质问她丈夫。
拜伦走到红大理石壁炉跟前，用火柴把一堆引火物和木头下面的纸点着了。“‘S—45号’今天早晨开走。”
“呃，就在今天早晨？太糟糕啦。去哪儿？”
“我不知道。由于占领了托布鲁克，任务改了——说老实话，我自己先就不清楚。好象是要检查一下地中海潜艇的装备。”
“那么，好吧，我想这是我自找。我的全部结婚生活（也许这就是全部了）给缩短了三分之一。”
“娜塔丽，咱们的结婚生活由你从意大利回国那时候算起，”他用胳膊搂住了她，两个人站在那里望着火光亮起来，“咱们的结婚生活将会很，很幸福，而且很多产。我计划要六个孩子。”
这话把陷在愁苦中的年轻妻子逗乐了。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脸上。“我的天！六个！我可跑不到终点。天哪，这火好极啦。昨晚上咱们睡觉之前把酒喝光了吗？你去瞧瞧。”他端来了一杯酒，又替她点上一支烟。“勃拉尼，有件事得告诉你一下。去年十一月，埃伦病得很厉害。他以为他会死。我只好陪他去看罗马的一位专科大夫。原来是肾结石，他在艾克塞尔索休养了两个星期，真受了大罪。最后，病好了。可是一天晚上，在他情绪很低沉的时候，埃伦对我说，他打算把他的全部财产全留给我。他把总的数目告诉了我，我大吃一惊。”她对他笑了笑，呷了一口酒。拜伦用眯成一道缝的眼睛望着她。“我想他一定是个吝啬鬼，象大部分单身汉一样。这也是他移居意大利的一个原因：他可以花很少的钱，过得舒舒服服的。埃伦把他从《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本书所赚的钱几乎全存起来了，每年他还能从那本书拿到更多的钱。他那本关于保罗的书收入也不少。那以前，他还从他的教授薪金里攒了许多。但是住在意大利，他连税也不上。房产之外，埃伦有的还不止十万元。他现在只吃利息就够生活了。他把钱拨回去在纽约投资了。对这些情况，过去我完全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至于他会留给我什么，我是从来也没想过的。可是，目前事情就是这样。”娜塔丽握着拜伦的下巴，推来推去。“你干嘛这么冷冰冰的？我是在告诉你，你娶了个有遗产的女人。”拜伦把一块掉下来的红煤拨回火堆上去。“哼，他真精明，比我想的要精明。”
“可是你这话公道吗？尤其是你还计划要六个孩子呢。”
“也许不公道，”拜伦耸了耸肩膀。“你的钱够回国的吗？不管怎样，两个月之内你得回国。”
“我知道。我已经同意了。钱我有的是。哎哟，这火烤起人来了。”她斜靠在火光前的一张长榻上，亵衣敞开了，火光在她光溜溜的腿上温暖地嬉戏着。“勃拉尼，你家里可知道你打算结婚？”
“不知道。连我自己对结得成结不成还没有把握的时候，何必去找那麻烦。不过，我给华伦去过信。”
“他还在夏威夷吗？”
“还在那儿。他和杰妮丝都喜欢那里。我想你我两人有一天也会跑到那里去的。海军不断地在充实太平洋舰队。华伦认为咱们不久就会跟日本人打仗。整个海军都有这种感觉。”
“不跟德国打？”
“不。你坐在这儿听起来也许奇怪。可是咱们的同胞对希特勒仍然不那么仇恨。几家报纸杂志放上几炮，不过如此。”
他坐在靠她脚跟前的地板上，把头倚在她那裸露着的柔嫩的大腿上。她抚摸着他的头发。“你们究竟几点走？怎么走法？”
“‘夫人’六点到这儿来接我。”
“六点？哦，那还有好几个钟头哪。咱们还可以享受一大段结婚生活呢。当然，你还得打行李。”
“十分钟。”
“我能陪你到艇上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
娜塔丽深深叹了口气说：“瞧，你干嘛坐在地板上呀。过来吧。”
没有黎明。天空变得越来越惨白，终于成了浅灰色。烟雾和细雨把海遮得看不见了。埃斯特上尉用一辆嘎嘎作响的法国小汽车把他们接走了。车的后座上挤着四个面色忧郁的水兵，身上满是酒和呕吐过的气味。他一只手开着车，另一只手俯着身子去操纵一个失灵了的刮水器——加速器踏板是一直踩着的。沿江的马路在浓雾中空无一人，他们很快就到了里斯本。
那只潜艇和停在它前头的一只锈得很厉害的轮船相比之下，更显得小了。轮船上漆着巨大的星条旗，上面飘着一面美国国旗。船头船尾都是用金属模板镂出的大而难看的白色字母的船名：“漂亮的美国佬”。从这条船的奇特的轮廓和加铆钉的钢板看起来都象条外国船，而且是三四十年的老船了。这种船吃水那么浅，一行驶起来就会把它的推进器和满是藓苔的红色船底大部分露在外面。在细雨中，犹太人在码头上排着队，静静地等着上船——他们大都携带着硬纸做的手提箱、布包和一些破旧衣服。孩子们——为数很不少——紧紧地偎依着父母，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浮桥旁一张桌子那边，
有两个穿制服的葡萄牙官员正在检验证件并在上面盖图章——助手们给他们撑着伞。穿橡胶斗篷的警察在队伍旁边踱来踱去。船上栏杆那边是黑压压的一片乘客，呆呆地望着码头和里斯本的群山，就象被释放出来的囚徒回头望着牢狱似的，玩味着他们获得的自由。
“这只海洋猎犬什么时候露的面？”拜伦说。
“昨天早晨。是一条波兰的旧涡轮机船。水手大部分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埃斯特说。“我曾试着跟他们聊聊天。那些比较愉快的看来都象职业杀人犯。我估计这些犹太人将会象沙丁鱼似的给塞到上下五层的床位上，他们得付‘玛丽皇后号’特等舱的票价。说到这点这些家伙还大笑特笑呢。”他看了看手表。“哦，我们七点十五分解缆。再见，娜塔丽，祝你幸福。你曾经是个漂亮的新娘子，如今你是个漂亮的海军妻子。”
副艇长上艇了，他轻快地向一个浮桥旁边向他敬礼的哨兵回了个礼。码头上，离浮桥不远，一个水兵不顾已经下起来的雨，正搂着个穿红缎子衣服、矮胖的葡萄牙娼妇在亲吻。拜伦望了那个水兵一眼，咧嘴笑了笑，然后把双臂伸向他的妻子。她拥抱了他。“你这个傻瓜。你自找苦吃：去跟这么个女人结了婚。”
“那时我喝醉啦，”拜伦说。他一遍又一遍地吻她。
艇上的水手长吹起哨子，随后，扩音器叽嘎地嚷出：“现在各就各位，听候行动命令！”
“哦，我看这回得走啦，”他说，“再会吧。”
娜塔丽正在努力不哭出来，她甚至还微笑着。“结婚的主意想得对，亲爱的，我真这么认为。那是灵感，我佩服你这么办事。我深深意识到我是结了婚的。我爱你，我也很幸福。”
“我爱你。”
拜伦登上潜艇，走上甲板时敬了个礼。在那越下越密的细雨中，娜塔丽裹紧了雨衣，她呼出的气在湿冷的空气中冒着烟。她站在码头上，吸着码头特有的气味——沥青、机器、鱼和海的味道，听着海鸥凄凉的鸣声，第一次感到她使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她是个海军的妻子，一点不假。
三个穿黑色防雨衣、戴矮檐大毡帽的男子在码头上来回踱着，不动声色地巡视着难民。难民们要么竭力不去理睬他们，要么带着恐怖偷望着。妇女们把孩子拉到身边。三个男人在浮桥旁边停了下来，一个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些文件，然后和坐在桌旁的官员交谈起来。这时，艇上穿厚呢绒上衣的水兵把梯板拉上去了，水手长吹起哨子。扩音器粗厉地嚷着。穿风雨衣的艇长和埃斯特上尉在小而窄的艇桥上出现了，挥着手。“再见啦，娜塔丽！”卡鲁索艇长喊着。她并没看见拜伦到前甲板上来。可是过了一会儿，她留意拜伦正在和其他水兵一起站在离锚不远的地方，穿着黄褐色的制服和一件棕色防风衣，手插到后兜里，裤子在微风中抖动着。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拜伦穿制服，他好象显得不同了，疏远了，老了些。埃斯特正通过扩音器喊着命令。彩色的信号旗升起了。水兵们排成一行在拽绳缆。拜伦沿着前甲板走了过来，站到他的新婚妻子对面，挨近得伸出手来几乎可以握到。她朝他飞了个吻。他那张在大檐帽下边的脸一本正经，很镇定。雾角声响了，潜艇离开了码头，黑色的水把他们俩分隔开来。
“你一定得回国，”他嚷着。
“我一定回去。啊，我起誓一定回去。”
“我在那儿等你。两个月！”
他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推进器把海水翻腾得瑟瑟作响，这条黑色的低矮潜艇就在蒙蒙细雨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呱！呱！呱！鸥群凄厉地尖声叫着，展翅跟着艇尾正在消失的波迹飞去。
娜塔丽沿着码头匆匆地走了。她走过德国秘密警察，走过排队等待逃命的犹太人——那些人眼睛直直地朝一个方向注视着，那就是他们必须通过的浮桥旁那张桌子：那里，葡萄牙官员正和那三个德国人一边核对着证件，一边大声笑着。娜塔丽的手冒着汗，紧紧地抓住她口袋里的护照。
“喂，老斯鲁特，”她找到一部电话机好容易才接上线之后说，“我是拜伦·亨利太太。你有兴趣替我买一份早餐吗？看来我有空闲了。然后，亲爱的，咱们就赶到意大利去把埃伦接出来。我得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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