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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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维克多·亨利被另派到作战计划处去了。他什么指示也没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人们说,总统是不可思议的,那位海军上校从亲身体验中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但是他并没由于这项任命而感到不安,尽管他好久以来一直渴望着并且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海上的职务。
他现在已经安于坐办公室,这比什么——比他的双鬓终于开始花白,比他的前额和嘴巴周围的皱纹更加显眼,比他在网球场上更加安详的步子——都更表明维克多·亨利正在起着变化。
在伦敦和柏林呆过之后,一九四一年一月的华盛顿使他感到只不过是一幅充满了争辩、宴会、纵酒、混乱、麻木不仁和挥金似土的令人沮丧的图景,不祥地酷似沦陷之前的巴黎。经过好长时间他才习惯于这里的灯火辉煌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精致——过于丰富的食品,以及对战争的愚昧和漠不关心。帕格每次同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交谈,发现他们只讨论远处的战争可能对他们自己渺小的生活带来的些许好处。海军学校毕业出来的象他那样才具的同学,都正在踏上可以升到将级的海上主要指挥岗位。他知道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倒楣鬼,一个由于官运不济而沉下去的新人。他关心过战争,关心过在他看来颇为黯淡的美国前途。可是现在他几乎不再关心什么了。
海军仍旧象往常那样全神贯注在日本方面。每逢总统作出一项加强大西洋舰队的决定,就必然在海军部和陆海军俱乐部里引起一片愤怒的怨声和狡黠的摇头。他试着谈论德国人,他的朋友们就都对他侧目而视。他们打趣的神情几乎在说:他是个没人理睬的持荒谬成见的人,在就他所知道的次要事务上大事夸张,以便吹嘘他自己的重要性。国会里和报纸上关于《租借法案》大吵大闹的辩论在他看来既不合逻辑,又文不对题。希特勒当时不对美国宣战只是为了适应他自己的计划,仅此而已。对美国人民来说,更配他们胃口的显然是伪装中立,同时开始缓慢地、斤斤计较地帮英国的忙——每朝这个方向迈一步,都要经过一番争辩。这是两个简单的事实,但在唇枪舌剑中它们都被遗忘了。
帕格·亨利安于呆在作战计划处,因为在这里,他是在另一个世界工作,一个秘密的、很小的、只讲现实不动感情的世界。一月初,他和军事计划处的其他几个军官一道开始跟英**事人员“对话”。在理论上,勃纳—沃克勋爵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在华盛顿是为了视察或采购之类的暧昧使命。表面上,谈判只限于低级的初步探讨,对任何一方都不具约束力,总统、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些谈判也不闻不问。实际上,三月一日,通过这些次会商就正在完成一个书面的全球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估计到日本迟早要发现进攻,但是这个协定中关键性的决定立足于四个字:“德国第一”。使维克多·亨利振奋的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团及空军的计划人员都同意了这一点,同时相当出他意料之外并使他高兴的是,本
登将军和另外两位以为战争快结束了的海军同僚也同意了——而海军的其他人员却仍旧按部就班地以“桔子”(日本的代号)为假想敌人在进行老式操练和演习。
在帕格·亨利看来,很清楚,日本倘若参战,以它那每年只有几百万吨的钢产量,一旦德国打败了,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然而如果德国人把英国打垮,把英国的舰队拿到手,他们就可以征服一个一个的大陆,越打越强大,日本怎么样
都无关紧要。从他在陆海军俱乐部的交谈中,他知道这个“德国第一”的决定要是泄漏出去,是会引起一场难以想象的风波的。从总统算起,他是极少数(也许不到二十个)知道这一机密的美国人。也许这是治理国家大事的一种奇特方式,可是使他惊讶的是——他的惊讶从来不曾完全消失过——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着的。参与这个左右全局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使他感到满足。
他的生活是极为离奇的:看完清早出版的报纸或者从广播上听完头天国会里关于《租借法案》的激烈辩论之后,早晨就来到旧海军部大楼几间处在远僻一角的单调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跟英国人开始另一天关于全球作战计划的工作。几个知道“对话”内情的高级官员竟能一点不动声色地掩盖一切,这给帕格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对这样一个需要长官如此弄虚作假、需要用种种甜言蜜语哄骗立法者采取明智行动的政府,他感到困惑不解。有一回这些计划人员经过一天的繁忙工作疲乏不堪,只穿着衬衫围着收音机坐下来听马歇尔将军向参仪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他们听到这位陆军参谋
长(他那冷若冰霜的耿直不阿曾使亨利联想到乔治·华盛顿)向参议员们保证美国并无参战的意向,目前也没有大规模扩军的必要。当时计划人员正以美**队到一九四三年扩充到五百万人为基础讨论着一个分配方案——这一方案马歇尔是完全知道的。
“我弄不明白,”帕格对勃纳—沃克说,“也许只有在一点上你能替民主辩护,那就是其他形式的政府甚至更坏。”
“坏在哪里?”这是那位空军准将尖刻的回答。“如果其他形式的政府更能赢得战争,旁的优点就都不算数啦。”
勃纳—沃克已经充分地掌握了“登陆艇”这个问题,帕格同他合作得很好。在计划人员中间,已精心制造出一个关于亨利上校的女友“艾尔西”的笑话在传播,这个笑话其实只是在“登陆艇”这个词上做文字游戏①。他不断地强调在一切战场上,登陆艇对作战都起着制约作用。帕格在制定作战公式时,曾把越海登陆部队的行动统统按登陆艇的型号和数量来计算,从而给许多意图宏伟、貌似可行的计划泼了冷水。往往有人会说:“帕格的女友艾尔西又在作怪啦。”他坚持把住这一关,勃纳—沃克总是支持他。
①原文“登陆艇”的缩写“LC”与女性名字“艾尔西”(Elsie)同音。
亨利轻易遇不到帕米拉·塔茨伯利。她是作为这位空军准将的打字员兼助手到美国来的,被塞在英国采购团的一间办公室里,显然累得要命,脸上总是憔悴不堪。他第一次见到帕米拉,通身都有一种惊喜交集的感觉。当时她站在勃纳—沃克身旁,用炽热的眼光望着他。她没写信告诉他说要来。他们只约会喝过一次酒。帕格在信里不厌其详地谈到他和台德·伽拉德见面的经过。他觉得她年轻极了。他参加那次轰炸任务之后曾对这个姑娘迷恋了一阵,这会儿在华盛顿熙熙攘攘的维拉德酒吧间回想起来,仿佛是个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可是,和她相处的那一个小时,他感到温暖而愉快。自那以后,每逢见到了她,就是他可喜的一天。他只凭偶然机会跟她相遇,没给她打电话,也没要求再度跟她见面。她虽然见到他时总显得很高兴,但也没采取行动使他们见面的次数更多一些。
就象一个大学青年渴望着成名、一个流亡者渴望着回到故乡一样,这位四十九岁的海军上校有时也冥想着跟这个年轻的英国女人搞一次恋爱将是什么滋味。然而这仅仅是他的幻想而已。按照他的方式,他对他的妻子依旧是忠实的。他
回来的时候,罗达带着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心情迎接丈夫——一下子显得恩爱备至,甚至**大发,一下子又陷入深沉的忧郁、冷漠,大发脾气,抱怨不该从纽约搬到华盛顿来。最后她稳定在一种低温的、不即不离的状态,成天为“援英募集运动”和她以前的那个音乐委员会奔忙着,时而以这样
那样的理由去趟纽约。有时她漫不经心地提到巴穆·柯比——如今是“援英募集运动”的主席之一。罗达完全象往常一样跟帕格一道进教堂,唱圣诗,传递关于海军妻子不安于室的流言蜚语。当帕格没能得到一个海上指挥职务而回到作战计划处时,她显然很失望。但他们又过起以前那样的日常生活来,帕格也忙得顾不及去怎么担心罗达那一直也不平衡的情绪了。
有时听到孩子们的消息,间或使他们接近一下。拜伦那封关于他在里斯本匆忙结婚、写得潦潦草草的信使他们大为震惊。这件事他们交谈了好几天。先是着急、苦恼、相互宽慰,最后只好安于接受这个事实。华伦送来的照例是好消息。他的妻子正要回华盛顿来分娩,他已经提升为中尉了。
三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帕格满五十岁了。他在教堂里挨着他妻子坐着,倾听唱诗班唱着“圣哉,圣哉,圣哉”,尽量想摆脱那种认为一生中的好机会都错过了的感觉。他计算着自己的幸福:他妻子仍然很漂亮,还颇懂情趣;如果她有什么不足之处,哪个女人没有呢?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海军军官,女儿经济上也已经独立了,而且很聪明。也许他在事业上遇到了挫折,但他还是在一个职位上做着有益的工作。他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
罗达坐在他身旁,主要在想:自从她丈夫从海外归来,不久就要第一次和巴穆·柯比面对面地会晤了。
罗达举行宴会的那个晚上,暴风雪把首都堵塞了。七点一刻光景,她的客人们——包括柯比,零零落落地都到了,掸着身上的雪,跺着脚上的雪。可是宴会仍没能开始。帕格还踪迹不明。
特拉西巷这所小巧精致、带家具的房子是从一位拥有百万家资的单身汉(如今是驻巴西的大使)手里租到的。这时罗达正在那窄小的、热气腾腾的厨房里作最后的检查,看到一切都准备得很妥善:汤是热的,鸭子很嫩,蔬菜正开着锅,厨师正在为了到时候不开饭而发着脾气。经过走廊时她对着穿衣镜皱了皱眉头,整理了一下发式,然后赶快又去招待客人们了。罗达穿的是一件非常合她身腰的银色礼服。她面色红润,眼睛带着亢奋,闪闪发光。在起居室里,柯比和帕米拉·塔茨伯利正坐在大躺椅上交谈,梅德琳和杰妮丝在一个角落里交头接耳。在燃着木柴的壁炉前面,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勃纳—沃克勋爵正跟新近当选的拉古秋参议员和他妻子分别坐在两张相对的长椅上闲聊。宴会的客人是杂凑起来的。但是既然这不过是为“援英募集运动”义演的音乐会前的一次宴会,她也就不在乎这些了。她心里主要考虑的是帕格和柯比之间的会晤。
“咱们再等十分钟,”罗达在科学家身旁坐了下来。“再不来的话,咱们只好吃了。我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亨利上校在哪儿呢?”帕米拉镇定地问。她那件淡紫色的礼服从颈部起是用带子吊着的,这样就裸露出她那纤细的肩部。她的茶色头发梳得很高。罗达记得帕米拉·塔茨伯利是个耗子般的姑娘,现在她可不是只耗子。罗达从柯比脸上的表情看出他那懒洋洋、暖烘烘的**。
“我要是能说得出就好啦。军事秘密掩盖着形形色色的坏勾当,是不是?”罗达笑着。“但愿他忙的是国防,而不是一个金发女郎。”
“我不信会是个金发女郎,”帕米拉说,“亨利上校可不是那种人。”
“哎,这些道貌岸然的最要不得,亲爱的。呃,你这件礼服可真漂亮啊。”
“你喜欢吗?谢谢啦,”帕米拉把裙子拉拉平。“我觉得打扮得好象去看哑剧似的。几个星期以来,我黑天白日穿的都是制服。”
“勃纳—沃克勋爵把你赶得那么紧吗?”
“啊,没有,亨利太太。是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觉得自己呆在华盛顿太幸运了,晚上加加班也许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犯罪感吧。”
“帕米拉,那末八成是华灵旅馆啦,”柯比的语调是要把被罗达打断的话题继续说下去。
“只要他们已经把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修复了。这会儿,他们总该修好了。德国人拚命想搞白金汉宫,所以那一带的房子吃了不少炸弹。可那是十月间的事了。”
“明天我就给华灵拍个海底电报。”
“怎么,巴穆,你要去伦敦吗?”罗达说。
柯比朝她转过身来,同时把他的一双长腿交叉起来。“看来是这样。”
“这我可是头一回听说啊。”
“这件事酝酿一阵子了。”
“伦敦!多富于冒险意味啊,”罗达笑了,用笑掩盖住她的惊讶。
“杰妮丝,喝那么多马提尼酒对你好吗?”拉古秋太太说,她那高嗓门压过了其他人的谈话声。
“哦,妈妈,”杰妮丝说,这时一个穿白长褂的菲律宾老头(罗达为当晚的宴会临时雇来的一个退休的海军侍者)正哆哆嗦嗦地往她伸出来的杯子里斟着酒。
“那个娃娃一定会叼着只橄榄出世的,”参议员说,两个英国人畅快地笑了,拉古秋那粉红色的脸上是一片自我满足的皱纹。
“那么你确实见到拜伦了吗?”杰妮丝对梅德琳说。“什么时候见到的?”
“大约两个星期以前。他的潜艇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停了一夜。他请我吃了顿饭。”
“他怎么样?”
“他——我也说不清——比以前更淡漠了,几乎是冷冰冰的。我想他不大喜欢干海军。”
“也许他不大喜欢结婚,”杰妮丝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离奇的事!就在里斯本起这么两天哄,然后她回意大利,他又钻进那条小潜艇里去。他们干么费那么大事去结婚?”
“哼,也说不定那个犹太姑娘非要结婚不可,”梅德琳用调皮的口气说。杰妮丝笑了一下。“倒很可能是那样。不过我可以这么说,她是个十分聪明、漂亮的姑娘。”她做了个鬼脸,还挪动一下宽大的绿色长衫下面的大肚皮,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些。“哎,我成了一条臃肿的母牛啦!亲爱的,这就是一切必然导致的后果。永远记住这一点。你的爱情生活怎么样?”
“哦,亲爱的,说起来——”梅德琳朝她母亲望了一眼。
“你还记得那个吹喇叭的吗?眼睛又大又忧郁——通身穿棕色的那个?”
“那个**?啊,梅德琳,莫非你——”
“呕,不是,不是。波茨完全是个枯燥无味的人。可是我跟他到梅迪逊广场公园参加那个反战集会去了。杰恩①,那可真了不起呀!人挤得满坑满谷的。红、白、蓝色的横幅标语从公园的一头一直拉到另一头,写着:美国兵不去……”梅德琳把双手朝两边一摊。“他们唱西班牙忠诚派②的歌,唱一些群众歌曲,小说家、诗人和大学教授作激烈的反战演说。呃,那家伙就在我们这个包厢里。他是专替广播电台写恐怖节目的。他很成功,一个星期可以挣到大约五百元。他很漂亮,不过也是个**。”梅德琳打了个喷嚏,擤了擤鼻子,然后狡猾地望着杰妮丝。“你说说看,哪个会给我们家里的震动大些,是拜伦的犹太姑娘呢。还是我这个**?鲍勃是明尼苏达来的,他至少是个瑞典血统的。他好极了。”

①指一九三六——三九年西班牙内战中拥护人民阵线、反对佛朗哥的进步分子。
②杰妮丝的昵称。
杰妮丝说:“那么你那位老板呢?”
“休·克里弗兰吗?提他干什么?”
两个年轻女人互相望着。杰妮丝的嘴角弯起了会意的皱纹。梅德琳那涂着脂粉的苍白的脸涨红了。“说呢,杰妮丝,你干吗咧嘴笑呀?”她把马提尼酒大部分都喝光了。
“我不知道。你总一个接一个地跟一些莫名其妙的男人往来。”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我在暗地里等着克里弗兰先生,”梅德琳用她父亲那样明快的语气说,“那你是大错特错了。他是个大腹便便、粉头发、满脸雀斑的男人,比我大十岁。我个人是把他看作一条蛇的。”
“亲爱的,蛇会催眠术啊。”
“对,它只能催兔子和鸟儿,我两者都不是。”罗达走到一张中国式的小桌跟前去接电话。“喂,你呀,”她说。“你在哪儿?……哎呀,我的天……好,自然,好吧。我把票给你留在售票处。好,好,他们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啦。好,回头见,亲爱的。”她挂上电话,对客人们摆动着那双又长又苍白的手。“哦,咱们把酒喝干吧。帕格来电话表示抱歉。他正在白宫,也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够脱身。”
在华盛顿,一个在宴会上缺席的人如果正在白宫,他那张空着的椅子并不使客人们感到难堪。正相反,谁也不问维克多·亨利在那座行政大楼里正干着什么,甚至也没人对罗达的话议论什么。她把勃纳—沃克安置在她的右首,把参议员放在她的左首,说:“经过这么些年,我还是掌握不好这些礼数。一位是美国参议员,一位是英国贵族,上下怎么摆呢?参议员,我就把咱们这位外宾放在上座了。”
“绝对恰当,”拉古秋说。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说:“参议员,表决《租借法案》的时候如果你能把席位让给他,勃纳—沃克勋爵这回一定欣然把上座让给你。”
“噢,成交,成交。”这位空军准将大声说,他那挂满了勋章的军服使罗达眼花缭乱。人人都笑起来了,塔茨伯利笑的声音最大。“哈哈哈!”这位记者的肚皮在他那横挂着一道大金链、皱皱囊囊的背心的广阔空间下面颤动。罗达说:“哦,这种精神真好!我正有点儿担心我们这些英国朋友会把拉古秋参议员活活吞下去呢!”
参议员眯起眼睛来。“你们英国人缺肉不至于缺到那种程度吧,对吗?”一阵笑声过去以后,他又接着说下去。“不,说真的,罗达,我很高兴你使我们聚在一起。也许我已经使咱们这位朋友相信我并不是喜爱纳粹的人。我只不过是九十六个人中间的一个,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当然不赞成惠勒参议员那个发言。说什么《租借法案》将要把美国男儿葬送掉四分之一。那话讲得没边儿了。不过要是罗斯福有意向英国
免费赠送军火,他为什么不干脆站出来直说,何必拿这个《租借法案》来哄骗我们?这简直是把我们当成了傻瓜!”
“我去参加了一次纽约的反战集会,”梅德琳插嘴说,“一个演讲人说了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流浪汉在街头拦住个阔佬说:‘先生,我都快饿死啦,请您给我两毛五。’那个阔佬说:‘亲爱的伙计,我不能给你两毛五,我可以借给或者租给你两毛五。’”
拉古秋参议员大笑起来。“妙极啦。我一定把它用在我下次的发言稿里。”
巴穆·柯比从餐桌对面说:“你真的愿意从**方面搜集材料吗?”
“那是个**召集的会吗?不过,故事总是故事。”
“这种集会真是发疯,”杰妮丝说。“今天下午我坐出租汽车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时候,在白宫前面给卡住了,简直寸步难移。新闻摄影记者也在那儿,给纠察队拍照。**举着标语牌围成个圆圈走着,齐声唱着‘美国兵不去’。他们旁边有一群女人——美国基督徒母亲协会的——就跪在人行道的积雪里祈祷。那个司机告诉我说,她们要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祷告下去,直到把《租借法案》击败或者否定掉为止。说实在的,从夏威夷来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国家简直发疯了!”
“这就正好说明反对这个法案的运动有多么广泛,”参议员说。“各方面的人都有。”
“正相反,”柯比插嘴说,“两边的极端派似乎都反对援英,可是中间的群众是赞成的。”
拉古秋参议员朝空中挥了挥手说:“不是这样,先生。我一辈子走的都是中间道路。你们应该听一听参议院餐厅里那些静悄悄的交谈。对你们说,要是他们不必担心大城市里的犹太人的话(我也不怪犹太人有那样的感觉,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在狭隘的基础上来决定),马上就还会有二十票投到我这方面来。我仍然认为不会再多了。票数天天都有变化。要是这风浪再继续一个星期的话,这个法案就吹了。”
临街的大门打开又关上了。维克多·亨利走进餐室,一面掸着他那件蓝色军大衣上的雪花。“向各位道歉,”他一边脱大衣一边说。“不必,不必,不必站起来,我就来参加,等会儿再换衣服。”
可是男客都站在那里。维克多·亨利围着桌子走了一遭,和客人们一一握手——最后握手的是巴穆·柯比。“哦,”他说,“可好些日子没见啦。”
“确实很久了,太久啦。”
只有对这位科学家最熟悉的罗达领会到他那副笑容是尴尬和做作的。她为这一瞬间担了两个星期的心,可是现在有的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想到两个这样的男人都爱着她,她感到既愉快又骄傲。当她的情夫握住与她结婚二十五年的丈夫的手时,她丝毫也没有犯罪的感觉。柯比要比亨利上校高出不止一头。他穿着一身黑白条纹的礼服,看来是个满神气的家伙。可是帕格也是神采奕奕:他腰身笔直,身材不高,但很结实,深陷的眼眶里那双疲倦的眼睛显得十分锐利,生气勃勃。他的整个仪表都显示着活力——这是她自己的丈夫,刚从白宫回来。罗达感到自己幸运、美丽、受到宠爱。她的思绪混乱而愉快,但处境十分保险。这实际上是她一生中最惬意的一刹那,而它象梦一般转瞬就逝去了。帕格在他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开始吃他的冷盘鲜虾。
“这话说得象马后炮了,”他对柯比说,“不过,我确实想向你道谢,感谢你去年夏天从纽约开车送罗达到潜艇学校去看拜伦。那路程可不短呢。”
柯比把他那双大手朝两边一摊。“可是看看潜艇基地也真是一次了不起的经验。你的朋友塔利上校陪我们参观的时候可给我们讲了些我们一窍也不通的事。”
“瑞德·塔利在学校里总得满分,”帕格说。“我有点儿疑心拜伦全靠他一臂之力才毕业的。不过我也没去问他。”
对罗达来说,这两个男人实际上直截了当地谈起那次宿命性的旅行倒是一幕动人心弦的戏剧。她快活地说:“哎,帕格,你总是揭可怜的勃拉尼的短。瑞德告诉我们说,在坦克训练班上他还得了冠军哩。有一回他一直到肺部都给卡住了,可他一开始就安然脱身,完全没有受伤,冷静得象条鱼似的。哦,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们正派他指导坦克班呢。”
“那只是自我保存,并不叫工作——勃拉尼一向是善于那样的。”
“自我保存也是一种才干哪,”帕米拉·塔茨伯利说。
帕格带着特殊的温情望着她。“对,帕米拉,不能自我保存自然也不会有多大成就,这倒是实情。可那只不过是乌龟式的才干。”
“哎呀,你们可曾见过?”罗达对勃纳—沃克勋爵说,“竟有这样的父亲!”
拉古秋太太尖声叫了一下。那个老侍者正在给勃纳—沃克勋爵上汤。这位英国客人身上的勋章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手里的托盘倾斜了,敞着的汤盆眼看就朝着罗达这边滑了过来:几秒钟之内,她那件银色礼服就可能毁了。可是就在汤盆顺着托盘滑下去的当儿,向来一只眼睛总盯着仆役的罗达,马上就把它腾空抄了起来,然后就以遇到麻烦的一只猫那样敏捷而稳重的动作,把它放到餐桌上,一滴汤也没洒出来。
大家倒抽了口凉气,接着是一片笑声。帕格嚷道:“干得好!”
“自我保存在我们家里是代代相传的,”罗达说。在更大的笑声中,埃里斯特·塔茨伯利连声喝采。
“好家伙!我从没看见过做得这么利落的事,”拉古秋参议员大声嚷道。
人人都对罗达说了句笑话或恭维话,她兴高采烈起来。罗达喜欢请客。她善于事先把细节都钉准,然后,整个晚上再轻松地闲谈。罗达谈到在柏林举行的宴会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故,然后开始用尖刻的讽刺回忆起纳粹来。以前对德国人的友好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如今她是“援英募集运动”的一员女将,彻头彻尾地站在援英方面。巴穆·柯比克服了在帕格面前的尴尬之后,也谈起他在纽伦堡Parteitag①的一些见闻。帕格谈起了阿本德鲁的滑梯,逗得女客们吃吃地笑个不停。然后,勃纳—沃克勋爵又说了些被俘的德国空军驾驶员如何傲慢无礼的可笑逸事。
①德语:党代表大会。
拉古秋参议员打断他的话说:“勃纳—沃克勋爵,你们英国人去年真的陷入困境了吗?”
“哦,可不是么。”于是这位空军准将就谈起头年七八月里飞机和驾驶员如何越来越少;九月里有一个星期驾驶员如何少于为了保全英国所需要的最低数目;整个十月皇家空军里如何弥漫着悲观情绪——伦敦燃烧着,平民大量死亡,可是已经提供不出夜间战斗机了,而德国空军还是不断地飞来,向居民区投掷燃烧弹,到处连炸带烧,想摧毁这个城市的斗志。拉古秋又追问了一些问题,他那粉红色的脸越来越清醒。空军准将说,皇家空军估计德国人在春季和夏季还要进行新的、规模更大的袭击。照目前被潜艇炸沉的比率来看,也许会使英国飞机由于缺乏汽油而不能起飞应战。到那时候,入侵英伦就将提到日程上来了。“别忘记,我们希望能经受得住这一切,”他说。“不过,这回希特勒也许有了本钱。他已经大量扩充了他的武装部队。当然,我们也没闲着。但是不幸我们的许多物资最近都沉到大西洋底去了。”
拉古秋正用手指把面包揉成小团团。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空军准将。“是啊,”他说,“作为人民,作为文明,没有人把英国和纳粹相提并论。你们的人民十分了不起。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国会里还会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勃纳—沃克谦虚地躬了躬腰,引得席上其他的客人都笑了。“我随叫随到。”
别人吃着甜点心时,维克多·亨利换上了他的军礼服。他回到餐室来的时候,客人们正在穿衣服,准备冒着风雪动身。他帮助帕米拉·塔茨伯利穿上大衣,闻到了一股勾起他的回忆的芬香气味。她回头对他说:“我有关于台德的消息。”
最初一刹那,维克多·亨利没有听懂。在“不来梅号”邮船上,她也是用这样明快、安详的方式把关于希特勒的笑话说出来的。“真的吗?是好的还是坏的?”
“给我来个电话好吗?”
“好。”
“一定要打,啊,千万。”
客人们分乘三辆汽车,帕格开着送英国客人的那辆。当他们在马萨诸塞大街遇到把降着的雪映成樱桃色光圈的红灯而停住时,他对空军准将说:“你在好几点上说服了拉古秋参议员。”
“那不过是饮酒中间谈的话,”空军准将耸了耸肩膀。
“啊,谁也没见到宪法礼堂这么辉煌过,”罗达说,“也许以后也不会看到了。真是了不起!”
所有的座位全满了。管弦乐队里所有的男人以及坐在两旁长斜坡的许多男观众,都穿了全套礼服或金光闪闪的军服。妇女们形成一片袒露着的肌肤、鲜艳夺目的颜色和珠光宝气的海洋。台上悬挂着英美两国的伟大国旗。罗达自己订了紧挨着总统厢的两个包厢。她把拉古秋夫妇和杰妮丝、空军准将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安置在那个较好的包厢里,她和帕米拉坐在另一包厢里的靠栏杆处,帕格和柯比坐在她们背后,梅德琳坐在最后边。
他们后面的走廊里,在警卫和迟来的观众间掀起一阵骚动,一片低语声传遍了礼堂。接着,副总统和他的夫人踱进了总统厢,走进蓝白色的聚光灯圈。观众站起来鼓掌。亨利·华莱士忸怩地向大家笑了笑,挥挥手。他看来象个有头脑的农业家,为了什么周年纪念会穿上了全套礼服而感到十分不快活。管弦乐队奏起《星条旗永不落》,然后又凑了《天佑吾王》。这首英国国歌,再加上帕米拉·塔茨伯利袒露着的白皙肩膀离得又那么近,在维克多·亨利心里唤起了在伦敦所过的白天和夜晚的回忆。观众回到了座位上,小提琴开始徐缓地奏起海顿①的交响乐时,帕格的脑海里浮现出闪击战和对柏林的轰炸,这个德国首都由于煤气厂被炸毁而在夜空中闪出黄色的光。他一走进公寓房间,帕米拉就投到他的怀抱里来。音乐转入一个快调舞曲,又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他凝望着他妻子的侧影,她是用平时听音乐会的姿势坐着的:背挺直,双手在膝上交握着,头微微偏向一边,表示听得津津有味。他想到她有时候多么富于魅力,而今晚宴会上她又是多么雍容大方。他为了自己爱上帕米拉·塔茨伯利而隐隐感到内疚。维克多·亨利一生没做过几件亏心事,他是不善于替自己开脱的。
①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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