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哈雷－维滕贝格大学教牧
马丁.路德的朝圣经历结束后，他的老师约翰.冯.斯托皮兹（Johann－von－Staptz）为他安排了在哈雷－维滕贝格大学进行教学和牧养。教学容易理解，是研究《圣经》，并教导其他修士。牧养则是做牧师，当时的牧师，具有带领人祷告忏悔的职责。
在当时，这样的工作安排，按我们世俗的话说，应该算是一种较好的“赏识和提拔”了。我自己猜想，马丁.路德得到如此的信任，与他的学习天赋有一定关系。马丁.路德在进修道院前曾经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他也对哲学有强烈的爱好和深度的探索。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信徒中有不少著名的大科学家。但最坚定的信徒中，知识程度最高的，则大多数是哲学家或对哲学有强烈兴趣的人。我个人相信，任何哲学家若真的愿意谦卑下来，认真地进入基督精神的内涵，他最终一定会放弃自己，承认真神的召唤和引导。
根据当时的宗教实践习惯，人们心中有罪，是可以坦荡地在神父面前忏悔的。马丁.路德的修道生涯明显地失败了。照马丁.路德的日记，他的修道生涯使他远离神，恨神，不理解为什么纯粹的苦修并不能帮助自己消除罪的感觉。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约翰.冯.斯托皮兹完全明了马丁.路德的这种心态。
这使我们不由得不佩服约翰.冯.斯托皮兹的高尚道德和宽恕的心。他既没有将马丁.路德的这种心态当作一种“不虔诚、不敬畏”，也没有将马丁.路德的行为当作“爱出风头”。相反，他坚信神的带领，也欣赏马丁.路德苦苦追求神的心，并给马丁.路德去圣城朝圣的机会。马丁.路德从圣城朝圣回来后，却带来了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对教廷的批评。根据记载，约翰.冯.斯托皮兹了解马丁.路德对教廷的反感。他并不完全认同马丁.路德对教廷的全面否定，他认为马丁.路德应该针对的，是个别神职人员。
我们再次地看到了约翰.冯.斯托皮兹的宽宏。他并没有因为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廷的反感而弃置马丁.路德。他再一次用宽容和爱心支持马丁.路德，并给了马丁.路德教牧工作的机会。根据《圣经》的字面经义，这样的做法似乎都有点过了。因为保罗曾经明确地强调过做执事的条件，需要一定的属灵成熟度。约翰.冯.斯托皮兹本人对神学也有深厚的研究，并写过一些著作，他并不是一个糊涂人。
约翰.冯.斯托皮兹的伟大是既没有将自己的神学观点强加给马丁.路德，也没有因为他的缺陷而弃置他。相反，他给了马丁.路德更多的机会，让神亲自带领马丁.路德。当约翰.冯.斯托皮兹把《圣经》和《圣经》有关的知识，把各种宗教实践机会，把自己的关怀、爱心和信任交给马丁.路德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我们说的“让神亲自带领马丁.路德”。对于暂时不信神的朋友，可以先用一句俗话理解：“尽人事，听天命”。
马丁.路德在教牧的过程中，完全走出了自我。实际上，很多基督徒都是在受洗后参与教会的事工时逐渐找到与神的真正亲近的感觉的。人往往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得到了帮助。当然，我们帮助别人，一定要小心。我曾经见过有人想帮助有矛盾的夫妻，结果却导致了夫妻之间更深的矛盾的例子。原因很简单，这位朋友心不够正，以为算计他人是一件好事情。结果当朋友出现夫妻关系矛盾时，立即理直气壮地帮助自己的朋友算计其配偶。传统文化中，我们都知道婆媳关系难处，主要的原因也是母亲因为爱儿子，往往教儿子提防甚至算计妻子。而妻子则理所当然地认定丈夫应该站在自己这一边。要想最好地帮助别人，是要以基督的心和基督的爱为最根本的原则的。
通过教牧生活，马丁.路德逐渐开始对《圣经》有了很多更深入的理解。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解是“因信称义”，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解是个人可以直接通过基督耶稣面对上帝，而不需要天主教的主教、牧师、修士等做环节做中保（祭司）。
慎重申明一点，我个人对天主教的了解并不深。我并不知现代天主教的宗教实践中，普通的信徒是否还是通过主教、修士、牧师等中间环节（祭司）去面对神。基督新教也设置牧师，但牧师的职责是介绍、引导人去通过基督耶稣面对神，而不是代替他人去面对神。这中间的区别，神学解释要靠《希伯来书》的经文，有点太深了，恐怕网上的文章说不清楚。请允许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现代的“por－ndvdal”观念的解释。主教制度或祭司制度，是强调一个区域领袖的作用，普通信徒不需要直接面对神。这就好像一个强将，一窝耸兵。当然，世俗的观点是很强调将的，“兵耸耸一个，将耸耸一窝”。但神的观点显然不一样，强调的是每个人的得救。当时的天主教的模式，先不说神学意义上的错失，在宗教实践上至少已经削弱了神拯救每一个人的计划，使得个人灵命增长的机会减少了。
目前中国出现的现象，很多人直接怪罪政府。显然，政府有责任，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加强监督和被监督的措施，完善法制和改革体制等等。但另外一方面，民众难道就没有责任了吗？
我不想卷入政治，所以只提一件90年代的旧事情。当时，国内银行的现象较严重，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就此崩溃。后来到了美国，学习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才知道国内银行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为什么？因为经济是一个流水运转的过程，但中国的老百姓没有投资观念，只有储蓄观念，结果大家把钱都存银行了。出于经济运转的需要，银行又只得把钱拿出来花。在这种被“压迫着”拿出来花的前提下，银行就很容易出现因为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当然，银行本身没有抵制的良好机制和信心，也是不可推卸的。
同样，现在一提到，大家就都在怪体制问题，要清官等等。其实民众本身的觉悟和信仰的提升，也是医治的关键要素。当人心都是金钱和权势的奴隶的时候，建立任何制度，必然毁败任何制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中间说的道，就是人所定的规矩。人在定规矩的时候心中有鬼，人在解释规矩的时候心中有鬼，人在遵守规矩的时候心中有鬼，换一批人来干心中还是有鬼，那任何规矩都会很快地成为多一层的负担和空架子，还不如道教的“无为而治”。“有鬼”就自然“无治”、“乱治”或“暴治”。因为人的罪性，“无为而治”只是一句空话。大家心中都有鬼，比的就是谁有本事钻空子和谁没有本事钻空子，最终就成为一种“既得利益阶层”和“愤怒的民众”之间的对立。
西方政治家有句话，叫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自己并不完全认同这句话，这有那些政治家们推卸责任的成分，但这也有合理的成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信任，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还是一个相互猜忌，相互仇视的恶性循环呢？推动这样的循环要靠什么样的力量呢？
自从信教后，想到自己以前轻率地否定基督耶稣的情形，真的很心痛。当真心信仰基督耶稣的人多的时候，神的祝福自然会降临给一个社会。否则一个社会的强大、富裕，甚至是奢华，又有什么意义呢？作为每一个具体的人，又能品尝到什么幸福感呢？
我举这样的例子，是要解释为什么基督耶稣要每个人直接面对神，而不是要人通过主教面对神。当然，这需要人民有一定的教育程度和自觉自主意识。15世纪是文艺复兴时代，代表着人们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自觉自主意识的形成，自然，对《圣经》教义的解释也必然会逐渐扬弃以前那种“实用主义”下形成的“主教包办制度”，过渡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自由地接触福音信息的新教“牧师引导制度”。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圣经》伟大的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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