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姐弟俩安葬了母亲，李驰华并没有立刻回原单位。她的单位是一个小型的化工厂，厂长是一个和善的老人。她向领导请假说的是母亲病重。老人对他说：“那你就不要急着回来了，在家好好孝顺孝顺你的妈妈，病好得差不多了再来。你的工资我不会给你扣的。”这样，李驰华可以在家多待几天，帮着弟弟安排一下今后的生活。
李驰华1967年来凤山串联并且在这里住了几个月。这段时间，她有时跟弟弟回家一趟，也到母亲家里吃顿饭。那时她也从母亲的脸上看出了她内心的痛苦。她用父亲给她的生活费给母亲买了一些药品和好吃的东西，算是尽了尽孝心。但是自从她回校后，很少再回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母亲的改嫁给她造成过大的心灵创伤，使她很不愿意来这个伤心的地方；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她回校后一直不顺利。我们知道，李驰华不是那种没有思想的人。正因为如此，文革出现的一些现象才经常引起她痛苦的思索。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李驰华曾经是工作组的红人。工作组大整教师队伍中的牛鬼蛇神和学生中的右派的时候，她也是积极帮忙的。当下令撤销工作组以后，她也感觉到把那么多知识分子和学生打成黑帮、右派和反革命是有些过火。但是她总认为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搞的，即使有错，党也会改正的。当学校里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的时候，她便参加了，并成了骨干。这些官办红卫兵，其成分都是革命干部子女和根子正、牌子硬的“红五类”。他们继续把矛头对准老师和“黑五类”学生，在破“四旧”立“四新”方面也是急先锋。但是当另一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出现以后，她的思想又有所变化。这一派红卫兵是**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总理和**支持的，虽然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好多人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有问题，还有一些就是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刚刚平了反的人，但是既然上面说这类红卫兵路线是对的，那就不能过于强调他们自身的问题。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李驰华终于冒着同伴送来的“叛徒”称号，退出官办红卫兵，参加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并且当了头头。当革命大串联的潮流兴起的时候，她就跟几个同学来到自己的家乡，为的是不辜负周恩来总理的希望：北京的红卫兵要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南方去。虽然凤山不是南方，但是也在北京以南。她生怕落后于时代，满腔热情，按照**的部署参加各种活动，表示绝不辜负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期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她常常自豪地感觉到，她遇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从小到大，在党的教育下，在思想的哺育下形成的革命意识，像烈火一样在她的胸中燃烧着。在那高亢的革命歌声中，在红海洋里，她像一只鲲鱼一样遨游着。她决心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就让他们的梦想化为泡影吧。经过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是永远不会变色的。
但是文革的发展越来越叫她糊涂了。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她尚可理解，因为那是清理革命队伍里面的坏人。但是到了1971年底，紧接着“一打三反”运动，中央又来了一个清查“5.16”运动。这样，无数的造反派学生就被不明不白地打成了“5.16”分子。李驰华也未能幸免。那时她已经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到乌市一家化工厂，当了政工科的干事。正当她积极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的时候，有一天北京她的母校来了几个人，使出各种手段，逼着她承认自己是“5.16”分子。她当然不承认。她说她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起来闹革命的，她的父亲是老革命干部，她没有因为自己的红牌子而参加“联动”组织，而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为了防修反修，毅然地参加了革命造反派组织。不料来的人里面一位穿军装的年轻人冷笑道：“造反？你以为你的造反是革命行动吗？你的思想太陈旧了。造反派其实就是反革命的代称。现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垮台了，头头们逮捕的逮捕，劳改的劳改，枪毙的枪毙，你还蒙在鼓里呢。”李驰华怎么也不理解：难道**叫干的事也不对吗？当全国都向走资派进攻的时候，好多革命干部子女成了保爹派，生怕自己的父母真的成了新的专政对象，可是对党无限忠诚的李驰华则很坦然，她相信她的父亲没有什么问题，挨几次斗也是受教育。像她这样一位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苗子，为什么今天竟然成了“5.16”反革命分子呢？她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她不知道怎么为自己辩护。
她被乌市的清查“5.16”办公室隔离审查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她被隔离在厂子里的一间破旧的闲屋里，有几个阶级觉悟很高的女工人看着她。白天接受审讯，或者写材料交待问题，晚上她就孤独地睡在铺板上。那些日子，她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着，吃饭上厕所也有人跟着。然而她实在也想不起自己是怎样参加了“5.16”的。叫她写检查，她不得不应付，但是都不符合逻辑。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在她被隔离审查的那段时间里，她的父亲李之岳却站起来了。李之岳得知此消息，差点跟她的女儿划清了界限。李之岳是坚定的革命老干部，他知道“5.16”是一个危险的组织，女儿既然走上了这个路子，他也不能徇私情，应当坚决地跟她划清界限。但当得知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李驰华是“5.16”时，李之岳夫妻俩便立刻转变了态度。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女儿，叫她回家一趟。后母的热情叫她难以忍受。聪明的李驰华明白她自己的地位，她是大学生，已经吃上了国家的工资，每月五十多元啊。李驰华的相貌不是很出奇，但是她知道她自身的价值不在这里，而在于她的社会地位。因为这一点，在北京部队当兵的张德曾经热烈地追求过她，但是张德的为人叫她讨厌，所以她拒绝了他。但是这一次她听从了父母的意见，跟父亲的一个老同事的孩子定了婚。李驰华常常以革命为重，她觉得，这人既然出身于革命家庭，思想也不会落后的。
当时有一句时髦的话，叫做“存在决定意识”。李驰华虽然挨了整，但是她的工作和工资并没有被整掉。在一种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她不可能理解弟弟的艰难；加上工作的繁忙，所以很少跟李晓军联系。这一次由于母亲的病危和死亡，姐弟俩才能有机会在一起交流一番。
母亲的丧事处理完毕之后，李驰华姐弟俩都非常疲劳，所以一夜睡得很熟。直到第二天太阳照进窗内，他们才醒过来。
李驰华好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觉得轻松了许多。但是弟弟的出路问题，又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她的心头上。
也许为了进一步消除母亲的病亡给她带来的悲痛，早饭后，李驰华携弟弟一起去了凤河。
凤河还是那个凤河，沙丘还是那个沙丘。明丽金黄的阳光斜射在一株株白杨的躯干上，在沙丘上投上一道道修长的影子。一丛丛的酸枣树上结满了通红的酸枣儿。
这情景，足以让姐弟俩暂时忘掉母亲的死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悲伤。这并非说明姐弟俩的不孝，只因为人的感情是易变的。物极必反，处在巨大的痛苦和悲伤中的人，也许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很快轻松起来。
李驰华显然在回忆她学生时代和弟弟在风河岸上谈话的情景。看着静静西流的凤河水，李驰华不无感慨地说：“时光过得这么快呀。那年夏天，河里涨水，我们还看到河面上飞着几只燕子呢。”她若有所思。
“是呀。姐姐，你忘了，当时你还把那些燕子当成海燕呢。你联系到高尔基写的《海燕》，说海燕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你要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呢。”李晓军上下打量了一下姐姐，笑着说，悲伤和疲劳印在她脸上的痕迹，也不太明显了。
“是呀。那时我们都很天真，以为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很简单的事，对江姐这样的革命先烈十分崇拜，抱着随时为革命作出牺牲的态度。没想到，文革是这么复杂，做一个革命派这么难。”李驰华的脸上由兴奋变得有些灰暗了。
这时，一阵凉风吹过，飒飒地，撕下白杨树上几片残叶，树叶在河面上空飘转着，然后落到水面上，或者被漩涡卷走，或者沉到水底。
李晓军问到李驰华这几年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李驰华说了自己的经历，对自己没有好好地关心弟弟感到惭愧。可是她也说明了原因：“晓军，我知道你这几年的路子很曲折。你为了生计，天涯漂泊，很不容易。可是，你知道，一个人最痛苦的不在于物质生活，精神的痛苦还要厉害一百倍。有好多矛盾困惑着我，折磨着我。**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防修反修的运动，是为了保证我们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开始，看中央的部署，好像叫我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把矛头对准那些民主革命中已经被打倒的敌人，也就是已经失去江山的那些人。可是后来又说斗争的矛头应当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响应**的号召，倒过头来又去斗干部。这都是中央叫干的，可是为什么后来又抓我们的5.16呢？”
李晓军侧头瞅了一下姐姐，说：“我也是很疑惑。我们每一步都是按照中央的号召办的，可是失败的却是我们。姐姐，我知道你的路子很曲折，可是，你知道我比你还要艰难呀。你大学毕业了，毕竟还有工作，人家还发工资给你，可是我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没有，经常挨饿呀。”他的眼睛湿润了。
李驰华的眼圈也发红了。
李晓军接着说：“我不明白，像我们姊妹俩，爸爸是革命干部，你是革命干部子女，是红五类，我呢，却成了富农羔子，叫人家整过来整过去。咱那革命的爸爸，一切都按照革命的原则办事，对自己的亲儿子也是那么无情。我从东北回来，想去他那里要点回家的路费，不料他却像训反革命一样训了我一通。”
“我知道了。作为当爸爸的，他批评自己的儿子是有点过火，可他心里还是爱着咱们的，你不该把他私下给你的路费钱又摔给他呀。你知道，因为这件事，咱那后妈跟咱爸爸闹得不可开交。”李驰华批评弟弟道。
“姐姐，就是你，在那种情况下，也会那么办的。他是对待自己亲生儿子的口气吗？听起来好像对四类分子训话。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好多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文章，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什么叫资产阶级人性论。难道像咱爸爸那样，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就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了？我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大的挫折？还不是他讲究原则，向学校领导出卖了我？”李晓军气愤地说。
“你说的就是他那封说明自己的出身的信吗？弟弟，你不能埋怨他，他受党的教育多年，对党十分忠诚，如实交代自己的出身不是错误呀。咱们应当理解他呀。”李驰华劝弟弟道。
“你们都坚持原则，可是我却苦了呀。自从方云汉这一派失利以后，我回了家，想安安稳稳地在农村干一辈子，可是村里反对方云汉的几个当权的把我当成四类分子监督了。我没有办法才逃出来跑到东北去的。”李晓军委屈地掉下几滴眼泪，泪水被西风吹落在脚下的枯草中。
李驰华也流出泪来，但是她立刻把泪水抹掉了。她恢复了原来的女革命家的姿态，往河对岸的远山游目骋怀了一会儿，然后像一个老革命教育后代一样说：“弟弟，胸怀放得大一点吧。我们还是要相信**，相信党中央，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产生怀疑。你知道，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往往各方面都有联系，不能孤立地看一件事。咱爸爸有他的角度，你有你的角度。对他也要原谅一点。”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人说话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呀。他批评我参加了方云汉的组织，叫我跟他划清界限，可是我能那么做吗？我们从小是要好的朋友。再说，他造反也是**号召的，是革命行为。”
“可是你知道，造反派斗争的对象就是老干部呀。那些老干部挨了斗，能不有意见吗？”
“这我明白。可是我还得考虑跟方云汉一起找县里去给我们落实政策，安排工作。这是我的现实问题，别的什么大道理都解决不了我的工作和吃饭问题。”李晓军说。接着他向姐姐说明于腊梅母亲的态度：只要他安排了工作，就让她女儿跟他订婚。
李驰华沉默不语了。
后来姐弟俩又交换了对方云汉的看法，于是往家走去。
当他们刚刚离开凤河的时候，村子方向有一个人影向他们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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