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四季的步伐有点乱。
夏天似乎都没怎么令人抱怨，秋季就匆匆登场。刚刚浓密起来的梧桐的绿荫，一夜之间，又转成金黄。
我的全部精力惯性地投入到工作中。
而我的工作就是那老旧不堪的小电影院。
这家影院有些年头了，在一条新式里弄的边头，外间有半弧型的砖墙，一个偌大的园子杂草丛生，一颗不知名的种籽窜出的草，居然比我还高。
放映厅黑洞洞的，椅子已全被拆除，地下留着一排排整齐的“伤疤”，想必是拆除座椅时，椅脚留下的。经理所谓的装饰，只是在天顶装了一只笨重又破旧的吊灯，一片片水晶玻璃沾满了灰，打开后，光线昏暗，窗帘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了，厚重，散发着一股霉味，护墙板油漆斑驳，厕所未扫已久，银幕还在，是一段恍恍的灰白。
员工是一群四十岁左右的阿姨妈妈，神情闲散，一边打着毛衣，一边嗑瓜子。
我转了一圈，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发愣。
音乐茶室火爆的时代，但这里的气氛相差太远。此地哪是家处于闹市的影院，简直是城市中央的一座旧坟。
这时候，来了一位老先生。
他头发银白，梳得很光，空一件格子衬衫，打着领带，西裤中缝笔挺，还系着背带，一双皮鞋锃亮可鉴，一身打扮在当时看来，无疑是位归国华侨。
他立定在门口，往里张望，不一会儿，索性走进来。
他看看我，问：“这里要改成什么？”
一位女员工刚吃完饭，涮着饭盒，把水往院子里一倒，听见问话，回答他：“不知道！想改音乐茶室，但太破了，没人肯接手，拆了算了。晾着地皮浪费钱。”
他很遗憾：“会拆吗？我能不能进去看看？”
我点点头，站起来，“我陪你，里面很暗。”
陪他走进去，眼睛一下子不能适应黑暗。
这位老先生快步走到中间，自言自语：“总坐在这两个座位，陪她看。座位也拆了……红色丝绒套子。”
我心不禁一动。这里残留着这位先生无尽的回忆。
但总是物是人非，留得一个人来凭吊。
“这座电影院有点年头了，当时很出名。院子里开满玫瑰花，等待买票的人坐在那边的长椅上喝汽水。后头那株银杏，秋天的叶子是透亮的金黄色，落在地上，我还拾回去做过书签。”老先生口气无限怀念。
那个洗饭盒的女员工也跟在后头听，忍不住插嘴：“有做头吗？改成音乐茶室？要是有生意好就不拆了，你快和我们经理说说。”她指一指我。
老先生一怔：“你是经理？”
我点点头。
老先生忙道：“敞姓陈，家就住在这附近，我觉得此地一定会做出自己的特色，一定会有生意的。”
他非常热切，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他立刻拉我坐到那一长排破旧的长椅上，向我提改装的建议。
他叫陈献勤，妻子也是当年上海颇有名的闺秀，他在银行里做过买办。后来家道中落，有个儿子，在文革时死了，现在只剩他和孙女两个人生活。妻子在文革前就随家人去了海外，不久断了音讯，生死未卜了。他现在唯一的乐趣就是听孙女弹琴，以及满世界寻找当年的角角落落，回忆与妻子的欢乐时光。
在陈先生的建议下，未对内部结构做很大改变，只是铺平了地，（原先是影院，地面有一定坡度），换了窗帘，并未买新的，只是将舞台上的幕布洗干净，改做而成，那些暗色丝绒质地非常好，洗净后舒齐如新。购买了一些半旧的桌椅，放冷饮的冰箱原先就有的，派人修好。
修整院子费了些功夫。除尽野草，高高低低满铺了玫瑰，小蔷薇，再用木条架了一方紫藤架，买来老根，明年应该可以看见成果了。整座院子焕然一新，而茶座氛围仍是旧旧的。
终于在一个月后开了张。
五元钱一个人，喝茶的话无限量供应热水。还有咖啡，桔子水。那时从上咖买来咖啡块，倒在大锅里搅。桔子水是用橙粉冲兑的，很甜。生意好的时候来不及冲，只需往锅里再加壶水。反而更爽口。
经理来看我，正看见排队入场，不禁欷觑。拍着我的肩：“会好的，会好的。这样，我放心了，小丁也会放心的。
那一瞬，我犹如被人点上了死**。
我听见自己客套的笑声和说话：“是呀，非得振作不可呀。”
心底灼灼疼痛，想必脸色已经难看。
经理道：“也要当心身体，不要拼命。”
陈先生每天都来茶室，喝一杯茶。
茶室中央有一块空地，辟出来给客人们跳交谊舞的。
有成双作对的男男女女在舞池里陶醉。那些阿姨员工就立在一边，笑嘻嘻地看，还小声议论。我走过去一赶，她们哄然而散。
我对陈先生道：“你邀请别人跳一曲呀。”
他笑着摇摇头：“记得美君有一条鱼尾的舞裙，钉满珍珠，她一出来，那种艳光……你们现在哪里懂得，不要笑话我，那时我的心跳到喉咙口，悬在那里，不得动弹……。”
我道：“兴许我能懂。”微醉的雅礼，面若桃花，我已完全失控，就这样走近前去的……。
“你会跳吗？”陈先生问。
“我不会。”我道。
“大学里没跳过？”陈先生已经站起身，那一举手一投足，非常挺拔，非常优雅，非常绅士。
我在学校里，恐怕只在打架。
“来，我教你。”他不容分说，将我带入舞池。
他姿势娴熟，动作曼妙，仿佛回到了他自己的年代。
就这样，他教会了我跳舞。
梧桐叶快落尽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雅洲来自东京的信。
信是寄给她父母的，由她父母转寄给我，信很简短，她在东京打工，中国人不多，生活还可以，她离开达达了，一个人住。她说，待她积些钱，就寄回来，供紫苏和父母。让我有空去探望他们。
紫苏考入了浙大，已在八月底赴了杭州。据说是雅礼的意思，希望女儿到外地念大学。兴许不想让她留在伤心之地。我每个月以单位工会名义给她汇钱，我没有去火车站送她，那时无法去见丁家的人。
父亲对我的再次转单位表示失望。
他觉得我无一技旁身，做行政工会工作之类的，已是底线。未想这下倒好，做起音乐茶室来，他认为这是流氓头子做的事情。只有不正经的人才会频频光顾音乐茶室。
做这类生意的确比较麻烦，白道，黑道都要烧香进贡。生怕有人来捣乱，一旦有斗殴事件发生，正经客人就敬而远之。灯光不能太暗，包厢不可上锁，时时有人来明查暗访，总以为会演变成淫窝。还要同周遭邻居搞好关系，音乐声大了要影响人家休息，空调外机不可对住人家窗口猛鼓热气。隔壁小孩喜欢花朵就主动折一枝给他。诸如此类，细巨无遗，我都得一一过问。
有的时候，还要学点港台录相片。
一日来了四五个毛孩，十六七模样，穿得很“飞”，夹了个女孩子，唇涂得似刚舔过血，刘海吹得笔直，似把斩人的刀，嵌在前额。一人喝了不下五杯桔子水，临了不肯付帐。
他们嘻嘻哈哈，旁若无人地要走，女员工要上去阻拦，我示意让他们先出去，别惊动其他客人，然后将院门关上，将他们截在院子里。
他们毫不惊慌，看到只有我一个男子。那些阿姨们嚷着要去报告派出所。他们无所谓的样子，想必蹲派出所已是家常便饭。
我说：“打得过我，放你们走，打不过，就付钱回去，不许再来。”
为首一个吊眼冷哼一声：“我先来。”
轮到我冷哼：“一道上吧。”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不容置信。然后一下子全扑了上来。
站在一边的阿姨们叫了起来。里面音乐扇响，舞蹈如火如荼。
待将他们一个一个摆平在地上，那个头顶一把刀的女孩脸色已青白。
父亲最痛恨的莫过于这一点，书香门第，居然跑出来一个打手，从小就在外面打打闹闹，脑子不长，只长横肉，学业不长进，打架却精益求精。
我双手一摊，对那女孩道：“想跳舞吗？”
然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揽那女孩的腰肢，带着她在院子里转开了，那帮小子目瞪口呆地望住我。连阿姨们也呆住了。
和着从门里传来的乐曲，我带动着她舞完一曲。
然后我蹲在他们身边，问：“喂，你们呢，也想学跳舞吗？”
这群孩子从技校毕业，不肯上班，拿了家里钱整日闲逛。那女孩叫小青，不堪继父虐待，跑出来与他们厮混。他们管我叫“大哥”，比较肯听我的话，而我总想为他们找一点好的机会。苦于没有门道。他们时常来，陈先生真地开始教他们跳交谊舞。他们一脸严肃，非常肯学，那个小青，跳得还真不错，汗流下来，使她前额上的刀锋瘫软下来。
父亲打电话来问：“庆华结婚你来不来？”
我说：“他叫我，我就去。”
父亲问：“他为什么不叫你？”
我说：“生怕别人问及我时，让你们没颜面。”
父亲气得扔下电话。
后来，大哥将请柬寄来，我分外悲哀，别的至亲，只怕不用请柬相邀吧。我打电话告诉他已经收到贴子了。
他声音颇沮丧。
我问：“怎么了，新郎倌？”
他说：“一向讲理的颂蔷近来出奇地‘作’。令我不知如何应付。”
我道：“她大概留恋单身生活。”
大哥大奇：“那为何答应嫁给我？”
大哥是那种非黑即白的个性，不知在感情这方面下功夫。
他又道：“婚后答应分开住，工资奖金一并上交，不抽烟不喝酒，她还有何不满？”
我道：“这些我也可以做到，她为何选择你？”
大哥陷入沉默，不一会儿，他道：“我会多多关心她。”
大哥和李颂蔷的婚礼很是隆重，席间来了很多市里，区里，局里，院里的头面人物。他们都愿意同一流的外科大夫交好，留条后路，以免生病时寻不着好刀。
新娘子穿红色衣裙，那时尚未时兴白纱曳地。她很精神，也很美丽，言谈举止落落大方。
父母亲坐在那里，很是欣慰的样子。
我躲得老远，以免让他们看到我时，乐极生悲。
二哥是我的克星，总能在人堆里一把将我揪出来。不过这次他并未尖酸挖苦我，只倒满了酒，兄弟俩人碰一碰杯子，一饮而尽。他拍拍我肩膀，一言不发地走了。
丁雅礼去世后，他对我态度似乎温和许多。那时我烧得迷迷糊糊，看见他坐在一侧抽烟。不知在想什么，然后做护士的二嫂走进来，狠狠夺过他的香烟，将他赶出去。
但我与二哥之间别扭得太久了，一时间俩人很难尽释前嫌。
我没等酒席结束就悄悄离开了。
室外空气很是阴冷，我想，这个城市终于迫不及待地跨入了冬天。距离丁雅礼的去世，正好是五个月零十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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