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头，全国各地的知青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或顶替父母的工作，或寻找借口病退回城，只有少数知青还徘徊于农村。那时的我还呆在林场凭我本人的意愿，实在不想回上海。倒不是我说风凉话，当时的条件也的确令我不想回沪。
原因有以下这么些：一，林场至少要比在生产队好，劳动日价值也比往年有了提高；二，回上海后住在哪里？我们家的住房面积很小，而且还是借房管所的旧民房，总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十四平方米的大间住着父母，另外又摆了只竹榻供在金山工作的俺弟临时居住，小灶间很小，最多六个平方米，还有一间小屋，不到十个平方米，住着二哥一家四口，用我们亭林话来讲，叫做“**啊拨勿转！”如果我回上海后一个人还可将就，父母都是老头老妈子了，无所谓男女之分，但是我总不可能做一辈子光棍啊？这样的居住条件，哪一位女子能屈就？除非她口诵最高指示，手捧语录本进来，就算这样也得有个体统，用淮北话讲也得“背背人”；三，《沙家浜》剧中阿庆嫂说她的丈夫阿庆时这样夸道：“阿庆嘛！跑单帮去了，他说过‘不混出个人样来就不回来’见我！”
是啊，九年多了，我又混了个什么模样呢？“**毛灰！”“十只茭白一只藕！”那时我已经二十六出头了呀！可我又得必须回上海，而且要想方设法回上海。因为自己的父亲身患重病躺在金山人民医院里，等于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是“父亲病危”的电报催我回沪的。现在我又接受了父亲不能抗拒的命令，重返颍上去为一张病退证明而奔波了。其实我们这批人都很傻，白白浪费了精力，因为没出半年，只要不是再当地结婚的知青全都回城了。当然谁又能准确地预料国家今后的形势是什么呢？
知识青年搞病退，其手段和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也有真病的，绝大部分纯粹是胡编乱造的，好好的一个年轻人哪来的这么多病啊？算是“五十步笑百步”吧，当时为了想搞到一张病退证明，费尽了心机又笑话百出：安徽肥西县有一名知青为了使自己的心速加快，服了50粒驱虫药——散米酊，医生一看又是个“老病人”没在意，失去了抢救时间，死了。卢湾区有一名插队在颍上“六十里铺”的男知青，因多种门户不通，居然下狠心用切菜刀剁掉了两截手指头！为什么说是“五十步笑百步”呢？前面说过，等我去搞病退的时候，插队知青十成已走了七成，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的方法是比较聪明的，不过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会少拿一个月的工资。
起先，我跑到颍上县医院，拿出一张在松江县泗泾卫生医院搞到的，一张印着我的名字，但不知是哪一位男青年公民的X光底片，以患膝关节炎和坐骨神经痛的原因，要求医生出具一张病退证明。
可惜我失败了，煞费苦心的计谋两个月前是稳操胜券的，现在不行了不知是哪一级指示——严格把关！大有“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走一个的势头！穿白大褂的冷酷无情地把我拉到了“X光”机前，不到半小时，真正的底片冲好了。医生给了我一张证明，上面写道：“该同志无异常病变，原拍底片与本身骨骼不符，纯属捏造！”泗泾亲属的一番苦心，在这四个了草字面前顿时化作泡影。再去作什么“抗O”和“血沉”试验也没有什么大的名堂，“纯属捏造”四字等于宣布了我搞病退是死路一条。
“啊，太脆弱了，不堪一击！白跑了三里路，还要白跑回去。搞病退决心不大的我，内心不免还是有点颓丧和失落感，悻悻然往回途归去。
我这个人脾气很古怪：要想办一件事情除非万不得已，或者绝对不可能实现，但只要认为值得，一经涉足就将全力以赴去做。“明明是虚假的骗局，人家为什么能成功，我又为什么不行呢？天无绝人之路！我这条路又在哪儿？人家大把大把的送礼求情，我哪里有啥钱去送人呢？我一拍大腿，在颍河大坝上跳了个老高：“哈哈……有了，保险成功！对！去偷！来他个偷梁换柱，冒名顶替！”一时的高兴将胆子也增大了不少，见有一辆刘集的中型拖拉机正好开过，一声招呼后发了通香烟跳了上去。
人生的转机简直难以想象，刚才还困惑无神的我，此刻坐在拖拉机的车门里心花怒放，神采飞扬。由于是顺路，我搭车一直坐到了刘集乡政府，在那儿我要重新开具一张体检证明，只有公社一级的证明才有效。当然这回介绍地点不是颍上县人民医院，而是更高一级的阜阳地区中心医院。
匆匆忙忙赶回林场，吃罢晚饭后找到了担任喂猪工作的小乙，说明了找他的目的和意图，小乙爽快的答应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星星眨着眼睛在寒风中滑稽地看着两个年轻人行走在乡间冻土上。摆渡的艄公（走土路上县城必须摆渡过河）看见是两个年青人要求过河，一个显而易见是学生（老年人多把插队知青唤作学生），见到小乙则把他当作犯人看待，刚好他的棉袄间束着一截麻绳，老汉连一句话都不敢多问，悄悄地把他们渡了过去。三里路走了两小时五十分，提前十分钟赶到了颍上汽车站，匆匆忙忙地买好车票上了车。
颍上到阜阳全长六十公里，但是每天只有两班车，票价很贵所以只有少数城里人坐，老百姓不去坐它，情愿步行。我们已经步行了三华里，能赶上这趟车已经算不错了。
早晨八点，汽车到了阜阳，一切进程可以说是雷厉风行，闪电似的。找到了阜阳地段医院，以我的名字挂了号。于是乎小乙即我的体检替身开始履行起他的职责，半个多小时后各项“工程全部竣工，报告出来了——冠性心脏病，脑动脉粥样硬化，心率不齐，心速每分钟137次，血压60至210汞柱，另外伴有风湿性关节炎，阿呀！我的老天，什么办法不能想，去生这个馊主意。
“乖乖！”这个大傻蛋哪来这么多的毛病？光知道他有病，哪晓得有这么严重呢？
“是你陪小宋来检查的吗？”一位戴眼镜和大口罩的女医生带着浓重的京腔问我。
我惊魂未定，赶紧回答她的问话“是，是的，是我陪小宋来检查身体的。”
“哦，很好！你姓什么？”
“我也姓宋！叫宋小乙，我和他都是在叶井林场种树的。”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同时我觉得欺骗这位态度和蔼的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心里很过意不去。
“好，你过来。”她摘下了大口罩对小乙说。
她把我们带进了医师主任办公室。“请你将墙上的这段《**语录》用上海话念一遍！”看来，她可能就是主任而且是想证实一下小乙是不是上海人。墙上贴的是所箸《纪念白求恩》一文里的一段话。
小乙是社会青年，没上过几年学，但他还是用上海郊区话夹里夹生的念了起来：“一个人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
“行了行了，你到外面去坐会儿，我和这位小宋有两句话要说，不叫你不许进来。”小乙听后便乖乖地出去了。
“小宋，那个姓宋的是什么地方人？怎么话说得听起来不象上海话呢？”她不解地问我。
“他是上海郊区人，在上海县的一个小镇上住，我们上海话分好几种了，浦东和浦西首先就不同说话的口音，周边各县的方言也是不同的。”我用淮北话向她做了较具体的解释。
她将一张写好了我的名字的病退证明交给了我，微含怒意地说道：“我还以为是你雇来的社员哩！谁想他真的是上海人，你去院长办公室在这病退证明上盖个专用章，回来后我还有话跟你说。”
我依言照办。看着她秀美的字体，我的名字在她的笔下这么一绕变成了三朵花，而我的脸上没有喜悦地表情展露，凭直觉我感到事情有了严重性的转化。盖好公章下得楼来，重新走进了女医生的办公室。
“小宋，请你把这封信交给你们的知青办公室主任，那个小宋的病情很严重，希望你在回林场的路上好好照顾一下，不要出差错，人不人鬼不鬼的哪像个上海知青的模样，难道在上海父母都死光了吗？”
“医生你说得没错，他的新生父母的确是全去逝了，是被养父带大的听说他不想回来，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好了，手续办齐了。你请回吧，信勿忘一定送到，回去就看病。”
“是！我一定记住你的话，好好照顾他。”我由衷地看了一眼女医生，心里想道：“医生，你真好！你简直可以称得上‘人民的母亲’！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竟这样热心对待，不容易！”这是一生心来很少遇见的好人，她姓窦！
刘集公社知青办公室：今日上午，来了你社两位知青，其中一位来我院检查身体，检查报表随此信一并带来。我要以地段医院医生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告诉你们：危险！一定要认真看好他的病，千万不能再拖了！
窦莲英“好家伙，部长级的口气！跟她的容貌判若两人。于其说是信，倒不如说是一纸命令，事实上是一张盖有公章的便条，我拆开看了，很感人。倒使自己觉得今天我欺骗了这位忠于职守的好医生，道义上很过意不去，心里也感到非常内疚。
大功告成，也该到吃饭的时候了。为了犒劳我的替身，我要了几个较好的菜请小乙吃，自己也打了四两酒，被伙计煨烫后自斟自饮起来。小乙不会喝酒也不敢给他喝酒，一旦醉倒不起，这个责任是谁也担待不了的，我们在阜阳市的市中心旁找到了歇脚的旅社。晚上在阜阳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黑三角》。不敢在阜阳久呆，又不敢匆匆走离，生怕真的出了事。果真如此，其后果不但弄巧成拙，而且将不堪设想。为些我决定明天下午坐车回颍上，后天中午十二点坐轮船到刘集再回林场，这是一条带小乙步行的最近通道。如此风风火火的赶到阜阳，想起来实在是心有余悸。
两天后我和小乙回到了林场，找到了场支部书记老陈，毫无隐瞒地将我们在阜阳的情况作了具体的汇报。陈书记有一种摇头的毛病，尤其是情绪激动或作报告时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时，摇起头来更是厉害，活像个卖货郞手中的拨浪鼓，所以人们在他背后把叫成“摇头书记”，还有人玩笑似的直呼他为“摇书记”，他听完了我的讲述之后，立即决定明天早上派人用大板车拉到公社去。
一位中年妇女，公社知青办主任马蓝英看完了窦医生给她的信后心情沉重地说道：“唉！多怪我工作疏忽，险些铸成大错。宋你车船票没有丢掉的话我同意给你报销，另外我决定再从知青工作经费中提二十元作为你去阜阳给小乙检查身体的所需的差旅费及治疗费；我同意你病退回沪，尽管你找到了小乙这个替身。我希望你能把好事做到底，能否暂缓一个月回沪。我是说等小乙住院治疗身体有所好转后，你俩一块儿回上海！”
“既然马主任这样讲了，我遵命就是！”
“摇书记”一边摇头，一边轻轻地磕掉旱烟锅里的烟灰说道：“按一般情形来说，小乙的情况完全可以享受公费医疗的，但是小乙到底还在我们这儿，对于他的病情我们没有理由推托，相反理应对他负责治疗。我赞成马主任的意见，小宋就把好事做到底吧！再说了小乙自从来到我们刘集公社后从来都没回过上海，从他的病情和旅程角度来考虑，他的确要有个人来照应，我看你小宋就再留一个月吧！”
人家诚意的要求，我怎么能好意思拒绝，只好点头答应。心中却暗暗叫苦“啥人晓得一个万全的‘偷梁换柱’之计不要硬搭上这么一个宝货，简直是恶作剧！
”好吧，十年都等过来了，再等一个月没啥了不起！唉！谁晓得一等结果就等了四十多天，在1979年元旦即将来临的时候，我才和小乙一起离开林场，离开这个使人愚昧和贫困的地方。记得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满天的星斗成了我们夜行的伴侣，我们要去搭鲁口村的淮河大轮去蚌埠。夜空中，我向送行的老乡们振臂高呼：“再见了！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小宋总有一天会回来看您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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