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在本大队举办的林场当炊事员。那时林场人员不多，只有十来个当地老乡和本大队的几名男知青，以林为主，以农为食，成为我们林场的先驱者。春上。公社为了集中教育知青，将分散在社界边缘的知识青年调到我们林场来。林场扩大了，地亩多了，房屋也多了。因有了女知青加入，盖起了男女厕所。五十多人了，我也有半个炊事员（烧柴火，我负责添柴）变成了全能炊事员。十四位女知青中，小霞是其中的一位。颍上城里人。父亲是“红旗”街革委会主任，“上山下乡”也得干部带头，不得不将自己的独生女儿送到农村。
小霞，身材矮小，长得很丰满又结实，脑后梳着两只短辫子，桃花眼睛晶黑不亮，笑起来两只不深不浅的酒窝简直可以用“勾人魂魄”四字来比喻；一件褪了色的黄白军装使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印像非浅，没说话先笑，更喜欢唱歌，唱歌很好听；从她的脸上看不到丁点儿的愁思，有的只是笑声与歌声。
不到一个月，小霞获得这样一个美称——万马军中一枝花！诚然，这样一来岂不等于泯灭了其他女知青的存在？谈不上冤枉，虽说林场共有十多名女知青，但是，她们有的老成持重，一本正经，有的高傲做作，不平易近人，没啥亲和感。在林场整个市面全被小霞给撑了，上海的男知青喜欢和她打闹，当地的社员更愿意跟她开玩笑。认识她的男青年，无论是在忧愁或苦闷的时候，只要一听到她的笑，一看见她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将会奇迹般地出现一种愁消忧散的感觉。被冠誉为“贫下中农”的当地青年更是如此。他们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她的脚下，心甘情愿地做她的奴仆，受她的差遣，还唯恐轮不到自己。
有一首歌正好唱出了这些年轻人的心声：“我愿做一只小羊，随她去放羊，我愿她手中的皮鞭轻轻敲打我的身上……”小霞的拳头很小，打你一拳确很疼又会回味无穷。总之她很美，活泼可爱，尤其是那一对甜甜的酒窝。
我是属蛇的，大多数我这样的人性格怪癖，沉默寡言，喜好孤独，但幽默感很强。可以说我就是这种范畴的典型人物。正好和小霞的性格截然相反。大概她试图这两种性格能否共处，于是她大胆地认识了我。那年我二十四岁。她比我小两岁，是一对成熟的瓜。
她是悄悄地认识我的，可还是遭到一些非议和嫉妒。说心里话，虽说我当时对于情和爱都已成熟和知晓一点，总可算是一知半解，但孤独症在我上小学时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害怕女性！不知老师是有意还是无意，叫我们男女同学坐在一起，我们的桌面上有一条“三八线”，谁也不要挨着谁，谁也不要挤着谁。成为青年后，害怕和女性说话的脾气非但没改，尤为甚烈。我读过一些描写爱情的书，《斯巴达克思》、《复活》、《早来的春天》、《青春之歌》等，也看过不少有关爱情方面的电影，可一旦真有个女人从我身边走过（我是说有点认识的女人），或者是有女人直接和我说话，我会自然地产生一种束手无策和无地自容的感觉，回答问题也是吞吞吐吐，无所措词。
综上所述，其中环境影响也许是有一定的缘故，所谓环境创造了人，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在那《火红的年代》里，电影、电视根本不可能会出现“我爱你啊你爱我啊的”甜言蜜语和毫无顾忌的打kiss。即便上面我曾提到的那几本书，在那个年代也被当作是“精神鸦片”和“黄色书刊”来杜绝及批判，这些书只能在我们知青中间偷偷地传阅。所以我十分胆却地认识了她，相当谨慎地认识了她。
下雨天，地里干不了活。除了我和老李师傅外全场休息。全场的四五十人所需的饮用水全靠我一人到一里路开外的村庄里去挑，每天来回要跑七八趟。炊事员嘛，没有水做什么饭呢？这是我的工作，必须得完成！第担水约莫重六十公斤。我个子小，体重只有五十公斤，为此我有一个别致的外号“102”！晴天还好，在生产队也是经常挑担的，下雨天就不同了，泥泞溜滑的道路，挑着重担就不那么好受了。
老百姓的口袋里钱不多，吃井水却是相当讲究，不到万不得已，带泥的水桶是不准下到井水里去打水的。当然，喝生的井水对于他们来说则又是另一码事，也许是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严禁带泥的水桶下井，却苦了我了。
一下雨路就象稀泥，水桶不能停下，必须咬牙往前赶路。正巧，为抄近路，必须得从女生宿舍门前经过。毫无疑问，小霞看到了。她看见我曲腰弓腰在泥水中行走，她看见我雨水和着汗水气喘吁吁，她看见我赤着双足，在泥水中难以自拔。久而久之我注意到了，她坐在门口的长板凳上托腮凝思，久久地看着我好象是在数我的脚步，象是在数我额头上的汗珠，象是在替我鼓劲加油，黑白分明的两眼珠子瞪大的似田螺，似黑大衣玻璃扣。
时间一长后同伴们便看出来了，姑娘们激她将她，说是“你是敲开他的嘴，我们情愿请你吃只老母鸡！”最后她赢了，她终于使我开了口。然而她上当了，非但没有吃到老母鸡还给那些个娘们半真不假地说三道四起来。
后来我发现小霞似乎变了，好像不听见她唱歌了，她的笑声似乎也听不到了，欢歌笑语上哪儿去了呢？她变得沉默寡言了，好象是在思索我这个人到底为什么不喜欢和女人说话，又好象在观察我挑水背弯时候的角度有多少度，噢！也许是在计算从水井到伙房一共有几步路。
男女之间的友爱，有的时候不一定用语言才能表达。有时候用眼睛、神态或是某些肢体语言，比之言语确更能表达思想。直觉使我感到，我这个默默无闻大棒槌砸不出一个屁来的人，在小霞的心目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
“您是上海郊区的吧？您这么小的个子能挑动这么重的水吗？听说您和刘燕华是一个镇上的吧？为什么跟个大姑娘似的不跟我说话呢？”这是她与姑娘们打赌时和我说的话，但绝大部分是问话。
她的问话问得我面红耳赤，天气本来就很闷热，被她这么一问，更是急汗穷出。最终她撬开我嘴所持的最好王牌是这样说的：“小宋！我看您一空下来就捧着本书看，看的大部分全是故事书，我敢断言您肚子里的故事一定很多，晚上有空了后，能否讲几个给我们听听呢？”
“不！虽然我知道的故事有几个，可我讲不好！”其实，我讲故事从上小学四年级起观众和听众已经不少了。
“不！不会的，我看得出您很会讲故事。”
六月份，霉雨季节来到了。淮北大地沉浸在雨的世界里。雨，昼夜不停地下着，下得淮河大堤沉下了几寸，下得颍河的水位涨高了几尺；该死的雨哟！下得我头皮发麻，心急如焚；雨，连绵不断的阴雨啊！还牵动了一位姑娘的心。
雨中，我走一步晃两晃，雨中，我深一脚浅一脚，雨中，我的双肩被宽厚的竹扁担交替碾压着，我的双手紧紧地抓着水桶的绳子，脚下一滑，差一点没摔倒，硬撑着站住，人的身体随着水桶摆动，象是半空中荡秋千！雨啊雨，你什么时候不再下？老天啊，老天！快派西风大将把这些恶魔鬼雨赶跑，把这些遮住太阳的乌云吹散。
感谢伟大的上帝，感谢他给人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小霞并没有挑一担水（其实你就是叫她挑着空担子在这雨水、泥水中行走都办不到），却帮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几乎使我永远和扁担及水桶告别。啊！有时候，你千方百计并千辛万苦想达到一项目的却终难达成，往往仅凭一个人的思考得出的结论——一两句话就可办成功。请看小霞思考的结果和收到的效果。
“俺唐叔：陈书记，你们都在这，我今天要向您们提个意见”
“噢，小霞子今天要跟我们提意见啦！什么地方对你不起了？我们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呢？”公社生产组长老唐咧着满口黄牙笑呵呵的问。
“我什么地方对你还关心地不够？什么地方照顾不周呢？”陈书记摇着头问道。
“都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们在分派工作上面没有考虑周全”
“噢！为什么？”俩老头异口同声不解地问。
“为什么，小宋不给我们水用，还经常骂我们滥用水，一个晚上给我们一瓶水，连凉水都不给一点，这一瓶水除了喝茶以外，还要洗脸擦身什么的，您们都是过来之人，跟您们讲也不碍啥事，您们说说这能够用吗？一个女同志哪能不洗洗能受得了吗？”
“几个小丫头？”“八个”“八个，那好啊，八个人就是八瓶水”小霞眼睛睁得大大的，知道出了话一时难以措词，陈书记替小霞作了回答：“唐组长，您不经常到这里来，虽说您抓着林场，蹲点在林场，可毕竟不是住在林场，如果说林场四五十个人每人都有一瓶水的话，恐怕小宋连挑水都来不及了。热水瓶倒是一个有一个的，可我们还属于困难时期，要考虑到烧煤的代价，还有水井的问题，我们吃得井水要到王庄子去挑，所以我规定全场只能有二十四个花瓶可以泡开水，也正好是一大锅，女同志到晚上还可以用锅里温热的水洗澡，也是舀完为止。”
“哦，这么说平均两个人一天一瓶水，的确是不够，请放心，霞子。从今天起保证满足你们要求。可我说霞子，提意见也得要符合事实，陈书记不是说你们到晚上可以有温水洗澡吗？”
小霞刚进门时的理智和勇气依存，“陈书记倒说得好，可小宋老早就把伙房门锁上了，叫我们上哪儿去搞水？”
“为什么不执行规定？”
“啊呀，我的唐叔，小宋现在不给我们水了，说是要水可以，要叫我们自己去挑水，您想叫我们这些个女同志哪能行嘛，何况是下雨天。”
“小宋这个人以前不错的，怎么现在变了！”
“变了，怎么不变？下这么长时间的雨，这么远的路，这么烂的路，又是这么小的个子，一天跑上十来趟叫您去挑您能受得了？您俩坐在当门口难道没看见他挑水的样子？”
妙！妙不可言，巧妙的言语既不泄漏“天机”又连发性的攻击。俩老头眼睛对眼睛“卟噔，卟噔”地大眼瞪小眼，似乎又听出了一点名堂。
“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完全接受，待会儿我和老陈去和许场长（上海知青）商量一下，制订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马上召开全场职工大会（那时因没电整个刘集公社还没一家乡办工厂）大会，也请你在会谈谈。”唐组长似乎在探讨，在发掘。
“我算老几啊，提意见提出我自己来了，我不参加！我不管，免得又得有人说我多管闲事，出人头地。”小霞的勇敢举动解脱了她缅缅愁思，解脱了压得我肩膀红肿的扁担，谢谢您：小霞！
半个小时后，风雨声中，响起了一阵集合开会的哨声和吆唤声；戴着深度金丝边近视眼镜的上海人场长老许，用纯正的普通话宣布了以下决定：全场所有的男同志除烧饭的老李与小宋以及喂牲口的老叶外，从明天开始，依照钟意上的顺序轮流挑水，挑满一池水约八担，计半天工，任何人不得借故推托，否则倒扣三天工！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挑水了。轮到挑水的上海男青年，有的泥水中挺了过来，有的则两人合作，大家挑一半，以后轮到那个人时，这个人同样也帮他挑一半。当地的社员虽说是肩膀压惯了的，可叫他们挑着一百多斤的水担水，往返一二里路，等他们挑完最后一担的时候，同样也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
同志们，也包括一些女同志们，知道水来之不易，用水的状况要比从前节约多了。霉雨期一过，天晴路干，场长和支书立即组织人马运来砖块，打了一个六公尺深的砖井。由于路近了，水井到伙房最多五十公尺，场长便派小乙长期负责挑水，并买了一头“长白山”良种公猪叫他饲养，一面靠交配母猪赚钱，一面挑水供应伙房。
那次会议后的一星期后的一天晚上，场长跑来找我。先是作了些礼仪上的交谈。而后提出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建议“小宋，等些时间后你写份入团申请报告给我好吗？”
我心中一愣，想了好长一气方才和他说道：“场长同志，我们俩全是上海人，请你不要和我瞎三话四，说这么话好吗？这是‘天方’笑话，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种人哪能行呢？爷老头子是历史反革命头上加之现行反革命，哪能可以入团呢？我不写！不想伤这个方面的脑筋，来，抽支‘胜利’烟换个话题谈。”在我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实面前，我的确不想为此而大伤脑筋，所以我回绝了场长的建议或者说是要求。
“你不是抽‘大丰收’的吗？是不是来潮水了？”许场长好象是真的转换了话题。
“昨天收到我边塞大哥寄来的十块钱，今日上集买了一盒，开开荤！”“好啊，那我也趁机沾光了！”许场长不爱好抽烟，但很喜欢买书看。
“小宋，我想正因为你我都是上海人，我想我们的谈话应该更随便些。你应该了解我的，我是以场长的身份跟你交谈，绝对不是跟你开玩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论调不是正在批判吗？现在是提倡‘有成份论而不唯成份论’的时代，好吧，我劝你不要背那么多的思想包袱。你是个很踏实的同志，你的表现我都看到了，唐组长也看到了你雨中挑水的情况，那天在会上不是特意表扬了你吗？小霞也曾多次反映了你的情况，她说根据你的情况和表现完全可以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她说愿意做你的介绍人，好吧，我该走了，你写吧！写好以后明天交给哟！”我沉思良久，用当时流行的话叫“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应承了他的规劝。
第二天下午，小霞以团小组长的身份出现在我的休息室兼房间里。问我申请报告递交了没有？还有啥思想顾忌？我如实地向她“坦白”了。
“我当然有思想顾忌，父亲在解放前夕四八年曾任过亭林地区保长，六六年定性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又因一张借据单没有按期归还而被当作‘贪污分子’游斗，自然这张只有我父亲签名和他所在水产大队长张伯寿的签名借据单，是因我爷爷去世后由我父亲向本单位所借的九十元钱的棺材钱，还是在五七年借的，这数目不大的九十块钱在当时确是一笔很可观的钱款，作为全家老大的父亲，尤如背了一笔阎王债！无力偿还，给‘造反派’找到了后作为批斗的证据，在那个年月里，我们这个靠检煤渣烧青菜稀粥的家族，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雪里加霜的灾难，六八年元旦未到的前几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当时我年幼的弟弟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人指使，居然用毛笔（那年他才十岁，上小学三年级）在中学教师楼的墙壁上，写下了赫然醒目，字迹歪斜的五个字‘打倒**’照片在案发后两小时左右出现在我的面前，字迹签定证明乃是我弟弟所为！于是乎，我的弟弟被当作‘少年反革命’铐了起来，一关就是两个多月，我父亲的脖子上批斗所挂的木牌被改为铁牌，取消了工资制，关进了‘对知斗争’学习班隔离审查，小霞！这些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但这些政治问题难道跟现在已经写好的‘入团申请’没有关系？”
“小宋，你想得太多了，看不出竟有这么深沉的思想，你好比在跟我讲一个很动听的故事，请放心！有我在的，你入团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把写好的报告给我看看。”
我很有些难为情地把“报告”给她小霞看了之后，不禁眉飞色舞地说道：“写得很好，小宋，你的文学水平比我可好得多，将来一定可以当个秀才！对！就这样写，多表点决心就行了……‘脚踏实地’……好！看来你挑水挑出经验来了，是得脚踏实地！”小霞越说越激动，油光满面的脸和熟透了的石榴一样。
又过了三天，吃过晚饭以后，作为我的入团介绍人——小霞，神采飞扬地再次走进了我的小屋，将一分色泽鲜红的入团申请报告（志愿者）交给了我，并交待了怎样填写有关事项。不到一星期，我和其他两位同志被正式吸纳加入了中国**青年团组织。当我举右手宣誓的时候，我的脑海思潮起伏。啊！也许，也许是自我勤奋、脚踏实地的结果？也许是一百二十斤的水桶和扁担，压得我曲背弓腰而因此感动上苍？噢！也许，也许是小霞的美意。
自此，我仿佛又听到了她的欢快令人愉悦的歌声，如百灵鸟般地在林场的上空回荡，欢言笑语也比往日平添许多；自此以后小霞也成了食堂以及我和老李师傅住所的常客。不知为何，见了别的姑娘会感到面红耳赤，浑身不自在，可一见到小霞，我的心情立马会觉得有一种内心轻松的感受，说话及举动都很随便，是天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不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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