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雪雯的父亲徐进科隔张茶几，与佩芬的父亲王端方对坐。茶几上除了茶杯和香烟缸外，一盆水仙花吐着芬芳。他们不单是儿女亲家，还是同乡、小时候的同窗好友。在家乡的私塾里，他们一起读《百家姓》《三字经》开始，一直读到《大学》《中庸》《资治通鉴》。一起挨过，那个整天“呼噜呼噜”吸水烟的，冬烘老先生的红木板子。不过，后来徐进科跟着父亲来到了上海，他先进洋学堂读书，再跟父亲经商；王端方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毕业后又出洋留学，他先去东洋，再到西洋。回国后，到上海的大学里教书。两个朋友又在一起了，再后来又成了亲家。不过，他的女儿佩芬，脾气完全不像父亲，也许像她家里开旅馆的母亲吧。两个老朋友天南地北地，一会儿回忆过去时光，说到小时候俏皮捣蛋的事情，两个人哈哈大笑；一会儿说起老同学，不由得唏嘘感叹；一会儿谈时局、一会儿聊家常。
“听佩芬说，新郎官也姓三横王。你。他不大说话，太内向了，缺少了青年人应有的朝气。也许这是他从小失去父母的关系。可是，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一生的命运。我们雪雯又是一个少不更事的，不像佩芬能干。我真有点替雪雯的将来担心呐……”
“进科，这是你多虑了。不是有人说‘沉默是金’吗？……年轻人稳重，是难能可贵的。你喜欢社会上那些夸夸其谈的浮华少年不成？……”
雪雯的哥哥徐雪霁与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长沙发上，其他客人或坐或站，大家也在高谈阔论：
“上个月限价一结束，物价又飞涨了。金圆券又像老法币一样了，有啥含金量？……”坐在长沙发上的中年男子说。
“还说限量发放20亿。我看，现在市面上流通的金圆券200亿都不止。”坐在单人沙发上的，一个精瘦矮小的老头说。
“那时候，蒋经国硬性要老百姓拿出黄金、美钞和银洋钿去换金圆券。现在只过了三四个月再换回来，十分之一都不到了。真是巧取豪夺！这几天，在四大银行门前，‘轧金子’的人，人山人海。虽然政府一再申明，金银与金圆券的比价，不会调整。有哪个阿戆会相信他们！”一个头发已经谢顶的，穿长袍子的，好像四十才出头的男子站在客厅中央，像个演说家似的，声情并茂地说。
“打老虎不拍苍蝇，说得好听。到头来，还不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他拍的就是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中小商人。”还是那个精瘦矮小的老头说。他在“八一九”限价中，损失惨重。
坐在另一张单人沙发上的大腹便便的，看来有五十多岁的男子说：“蒋经国也是没有办法。宋美龄一来，孔令侃的腰杆就硬啦，蒋委员长再一出马，蒋经国这戏怎么唱得下去呀……”
“你们注意到吗？……宋美龄一到上海，报纸上的口气就变了。前一天还在津津乐道，经济警察如何查封扬子公司。第二天，也是这份报纸，连名字都不敢提了。只敢称某大公司，某豪门少爷了。再过一天就说，‘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脚的’了。”王端方教授说。
“嘴唇两张皮嘛，翻来复去都有理。”徐进科说。
“宋美龄去美国好几天了，人家总统和国务卿都没有接见她。美国报纸上说，她这次是私人访问。其实，她这次是为了美援去的。看样子这美援也泡汤了。这场战争，南京还怎么打得下去。”徐雪霁说。
“美援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洋枪洋炮打内战，死的都是中国人。僪蚌相争渔翁得利。”徐进科说，显然父子俩的观点不一样。
“美国好像准备换马了。司徒雷登在寻找所谓中国的‘第三方面’，好像是李宗仁副总统或者胡适博士。从美国国会‘院外援华集团’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王端方教授又说。
“管它国民党、还是**，还是‘第三方面’，中国老百姓只要有饭吃，安居乐业。就是好。”那个头发谢顶的男子又说。
“陈大庆接替宣铁吾做淞沪警备司令，上海的治安越来越差。大马路上，大白天也会有人抢夺；前天傍晚，其美路上有人‘剥猪猡’；今天报上说，静安寺、徐家汇好几家人家遭强盗抢，还有被绑票的。我们报纸的社会新闻栏，这方面的报道多得登不下。”在报社工作的，戴眼镜的张先生，一直矜持地听别人说话，此刻终于开口了。
头发谢顶的那位先生接着说：“昨天，黄金大戏院差点出人命。一个军人看戏不买票不算，还一个人占了三个座位。领票员带了有票的，去同他说理，请他让两个位子出来。他蛮不讲理地拔出手枪就——”
客厅里的电话铃声大作，徐雪霁站起来去接电话。
“喂，我就是。喔……什么？中纺股份又跌了，跌了多少？……太华药业怎么样？……是平盘吗？——太原矿产怎么样？……也跌了……不、不、不能买进，还是要做空。你听清楚了吗？......哦，对，现在行情已经结束。那末，明天一开盘，全部做空，兑现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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