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国民经济着手恢复，人民生活刚刚出现好的势头儿，一场接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先是持续四年之久四清运动。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大来降生后的第三年，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全国城乡几乎每一条街道的墙壁上都被造反派贴上了大字报。满眼都是“打倒xxx”，“狠批xxx”，“揪出xxx”，等等“革命”的口号，一些老革命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受到非人的迫害，一批文学名著被说成“毒草”被视为**或付之一炬，那些宋元明清的古书碑帖字画也在清查之列。在宋家保存了几代人的这些文物包括铜镜全部被”红卫兵”抢走了。二爷在外面受了造反派的气，回到家里仍是忿忿不平。他对宋锡说：“别看现在他们把咱家的珍藏抢走了，他们这都是胡闹！是无法无天！等有朝一日国家对文物重视了，咱们一定要向人民政府申明，让政府帮助咱们找回国宝！你千万要记住我的话”。
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小小的北官村派性横生也未能幸免，竟而分裂成两派。其实谁也没有个人的明确目的和主张，只是随波逐流，盲目而行。两派都企图表明自己是坚决捍卫**思想的，于是各自从《**语录》里找根据，进行辩论，企图证明是正确的，而另一边是错误的。事后方知道都是受害者。当时虽然没有出现过打、砸、抢，但人们原有的亲密关系出现裂痕，有的干部受冲击，一些人受委屈。其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啥，当时连中央一些老首长、老革命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个小村竟然也跟着折腾了一番。
随后的年份是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上边曾有两次向村里派驻工作队，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结果又是更多的人受害，干部靠边站，所谓四类分子遭批判扫大街，有的受”自首”牵连。村里也不太平，人际关系不再和睦团结而是变的疏远、对立。只有因为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崔某某曾带兵进入滦州，各村财粮以上的干部都被登记了名单，有的被迫受训导，结果都背上了自首的包袱。这些受牵连的人当中竟然包括现任北官村的支部书记老艾。运动一开始就有人撺掇宋锡打倒老艾，宋锡知道老艾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荣军，他的两条腿里至今还残留着三四块炮弹弹片，走路一瘸一拐的。这种人咋会是阶级敌人？再说了，大家都在一个院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都是一些陈年旧账，整啥呀整！所幸的是，和宋锡一样，北官村绝大多数的人们心灵并没有扭曲，在那样的气候下仍敢讲真话实话。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忆苦思甜大会，事先对一扛过活的老农民搞了培训，告诉他怎样讲阶级苦，怎样说受压迫。可是，这位老农民上台后，阶级苦就是讲不出来。反倒说：”要我说还是那时候好，东家一年给十几石苞米的活价，一天三顿秫米过水粥，顿顿咸鱼，现在是啥也吃不着了”。很严肃的会一下搞得哄堂大笑。
“西边的，是我们的阶级敌人……西边的，站起来，坐下！”讲话的，正是大院最北排东边的瘦长脸儿，罗圈腿老艾书记。可是，没有人笑他。这个村的人，没有谁不知道他光荣的历史，而且，他现在是北官村的支部书记，不能违抗上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此时，大队部的大院里坐满了人，是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大会。会场上，泾渭分明的坐着两部分人，东面黑压压的一片，是贫下中农，西边战战兢兢面色土灰的十几个人，是地富反坏右。这些人动不动就被批斗，天天扫大街。运动的荒谬和长期性使得人们对批斗和强迫劳动早已司空见惯而不再有任何的兴趣，挨批的被罚劳动的也没有了羞辱感。老艾书记的瘦脸拉得更长了。他和另外的三个村班子成员威风凛凛的坐在前面一排的学生桌前。他那抑扬顿挫的腔调，夸张的手势都不时的引起人们善意的笑声，而他那没等“西边的”站直身子就马上叫坐下的痛快劲儿，更是让人忍不住笑出了声。
与老艾同在大院又相邻而居的大生的父亲大先生也在西边的人里边。看上去大先生是很好的人呢，黑红脸膛，中等身材，见了谁都笑着低声说话，本来就弯了的腰一见了人就会象煮熟了的虾米一样显得更弯。可稍稍上一点儿岁数的人都知道大先生曾在日伪时期干过伪警，人称“伙会儿”。那时，统治滦州全县的日本人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这些伙会儿。因为北官村距县城只有十五华里，又北临滦河，向东一直到滦河入海口皆为一眼望不到边的茂密的树林，常有八路军游击队在这一**没，所以这里也就成了敌我拉锯的交叉点，常常是敌人来了，八路军走，敌人走了八路军又来。
每隔一段时间，那日本鬼子就会带着一群伙会儿下乡扫荡。为了给自己壮胆，出城前，总是先朝天空“呯——呯——”放上两枪，然后自行车队，马队，摩托车队才相继出动。听见枪响，乡亲们就马上乱纷纷的出村向大沙冈以东树高林密的地带跑去，这就是上了年岁的人们常说的“跑敌情”。而敌人也从未敢到过树林以东，惧怕中了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埋伏，
大先生就在这支队伍里。每次下来，他总是头戴黑色礼帽，穿着对襟儿马褂，肩上斜斜的挎着匣子枪，骑着高头大马率先冲来。可他从未做过一件伤害乡里的事儿。他冲在最前面，是为了给还没来得及撤走的乡亲打掩护，好让他们及早进入安全地带。也是因为大先生的原因，这村儿从来也没有人被抓，而且，因为他的情报，使一支八路军的部队免遭“灭顶之灾”。而这支八路军部队政委，就是滦州当地第一位上了黄埔军校，回到家乡领导滦州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的老陆。这一次的幸免于难似乎也是天意。老陆是在敌人进村10分钟之前得到的由大先生提供的情报，有了还手的机会。也因为这场在他看来在滦州境内与敌人最大规模的遭遇战没有伤及他的“元气”，成就了他日后的发展。包括老陆后来成为冀东军区司令员，成为一代杰出的军事将领，包括率部10万进军关外，接收由苏联红军转交的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军队的枪支弹药等等极富传奇色彩的战斗故事也都成为冀东人民的骄傲。特别是在滦州地界提起这位陆将军，上至老人下到十来岁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
那是夏末秋初的一天，天空灰蒙蒙的，象一个没有睡醒的醉汉。暑热还未完全退尽。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午后乡村的寂静，接着，枪炮声爆豆似的在村西响起来。不一会儿，枪炮声渐渐向村内的制高点——大院方向移来。
“噔噔噔……”大院里，是八路军跑动的声音，接着，几位年轻的战士顺着梯子上到房顶，迅速地架好机关枪，“哒哒哒……”枪声不分点儿的爆响着，一串串的火舌从渐渐发红的枪口激射而出。
“嘟嘟嘟……”敌人的火力也很猛，子弹如飞蝗般在屋顶上乱飞，屋顶上的女儿墙上不时的升腾起团团烟雾。烟雾散去，就见一排枪眼儿整齐地排在了砖石上，村西第一户人家的院墙中央部位，镶嵌着一个石雕的松鹤图，也被密集的弹雨打得千疮百孔，那松那鹤不是没了枝干就是掉了脑袋。
有位战士的肩部受伤了，鲜血染红了他的整个臂膀。他身边的战友赶紧为他包扎好伤口，小心的扶他下到了地面。
又过了一会儿，密集的枪声又在村外的旷野响起。终于，敌人丢下三十多具尸体，仓皇地逃走了。后来人们才知道，是大先生冒着被发觉、枪毙的风险，先一步快马跑到村里向八路军报了信儿，使这个连队有了准备，最终打败了敌人。这些，大先生不愿多提，特别是在文化革命受审查遭迫害期间，他也从未提到过。
毕竟是政治挂帅的年月，大先生当汉奸也毕竟是一个历史的污点。因为这层关系，使得他的三个儿子大生、二生、三生和一个女儿小鱼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儿子二儿子一生未娶，而且大儿子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当时的学习成绩是全校第一，就是因为父亲的历史原因不能上大学深造，回到家里整日郁郁寡欢。宋锡与大生很要好，他同情大生因为家庭出身而招致的不幸，也佩服他的头脑清楚有学问，就常常去他的小房间闲谈。大生似乎啥都懂，对于58年提出的“三面红旗”和以后的连续几年的经济困难和形势，对于包产到户和农村问题、对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问题的理解以及紧张的国际形式，中苏关系的破裂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还常常在晚上收听海外的电台，有一次他向宋锡说出了一个他从电台上听来的，在62年发生的令人无法想象的事件：62年4月22日，新疆边境线上的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7万多边民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冲过哨卡，投奔苏联，成为苏联公民，有两个县跑得只剩几百人。此次事件被称为“伊塔*事件”，当时造成数万人伤亡……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般人是绝对不可能知道的，就是收听海外电台广播的事儿要是让人知道了，那罪可就大了，不给你打成反革命、叛徒算是轻的，起码也要带高帽子游街示众，批倒斗臭了事。但宋锡从来不忍心伤害大生，反而愿意跟像他这样的“另类”来往，所以宋锡在他的小屋常常一呆就是小半天。
大生的小屋是两间西厢房，进入房门是一个较小的灶间，向右拐是一小门，掀开门帘，见里面靠墙是一个小炕和一套简单的被褥，而在屋里里侧是两只并排的沙发和一张茶几，一套茶具。大生就住在这个大院的角落落个清闲安静。那时大来尚未懂事，往往是妈妈把饭做熟了，就叫大来去大生家找爸爸。可是常常是到了大生家，爸爸也不马上跟大来走，而是像有一根扯不断的线儿穿着，总是和大生说个没完，稳稳的坐着边说边喝水。大来听不懂他们在说些啥，但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前途哇命运哪啥的大事儿、正经事儿，所以往往是安静下来，站着或坐在一旁听着，大眼睛眨巴眨巴的胡乱想事儿，直到啥时候爸爸说：“大来，走咧！”他才和大生打声招呼，随爸爸一同离去。后来，大来才懂得了爸爸和大生要好的原因。爸爸没有因为大生的父亲有历史问题而小看大生，他交的是大生这个人。而大生也庆幸自己能有一个知己诉说自己的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借以缓解巨大的精神压力。可惜大生没能熬到三十岁就愤然离世了。在他离世的那段时间里，大来也哭过几回鼻子，大生虽是爸爸的朋友，可是大来与他太熟了！几乎每天晚上，大来都会去他家一会儿，看他略显白净的长方脸儿，一双深沉的眼睛，还有似懂非懂的与爸爸的谈话内容。有时大来想，能跟爸爸成为知己的人一定不会错。而爸爸则是无端的常常叹息，这份因失去最好的朋友而生发出的悲哀，大来常常都能感觉得到，只是他无法劝说罢了。
大先生的二儿子二生或在生产队干活或去海边出外勤，干得是最苦最累的那种活儿，人也老实，可就是没人给说个媳妇儿。只有三儿子托远房亲戚去了东北林区打工。而且只有在那儿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过了三五年，就把媳妇和孩子带回了家。大先生的女儿小鱼儿倒是生得细皮嫩肉的，长得好，性格也温柔。她比大来大5岁，大来叫她鱼姐。大来小的时候，闲着没事儿，鱼姐就会来和他玩儿。她也老是笑，从来没见她生过气。据说鱼姐的脾气像她的妈妈。鱼姐妈妈原是城里的大家小姐，是大先生看上了她，就常去人家家里，很会来事儿的。后来两个人就好上了。这么多年生儿育女的，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动乱，大先生的家里是稳定的，她也从来不埋怨他，真是一个好女人哪！可惜在几年前得病死了。从那儿以后大先生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儿子们成亲的没成亲的都盖了房搬出去住了，鱼姐也住在了三哥家，只留下大先生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大院前边东面的两间小屋，大家也很少来看他。
没有人瞧得起他，包括他的儿女。甚至往往将自己不幸的命运都怪在他的身上，多少年了也不愿和他住在一起。这不，他的大儿子大生不就独自住在大院的两间厢房，而不住他的在另一个院的两间正房吗？后来宋风清和刘才老俩口家的孩子们渐渐长大，分的这些房子已经不够住了。于是也都先后把房子盖出去了。
这样以来，大院人家就逐渐的剩下三大户：前排只剩下宋风清，中排是宋铜和宋锡两家，后排是芦根家，主人的名字很容易记住：芦根。
说起宋风清，话儿就多了。早年，宋风清的父亲宋墨水因为在文革期间多说“怪话儿”而且针对三年自然灾害和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言论过多，而且说经济形势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的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是“三分天灾，七分**”，1960年10月省下达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喊着“吃四两，晒太阳。”的口号。导致滦州每年就有几百人非正常死亡。“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宋风清的父亲宋墨水甚至胆大包天地说空前的灾难是**一手造成的，说毛虽然于1961年1月1日起不吃猪肉和鸡，为时7个月之久，但也终究不能挽回因路线方针的错误和给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重大损失。正因为宋墨水的言语过于偏激而被打成右派，先被关进牛棚，后连遭批斗被迫害致死。宋风清继承了他父亲宋墨水的衣钵，书念得好，字写得也漂亮。到了恢复高考的那年本来分数已经达到了录取线，但因为父亲是右派的缘故，名额被拿了下来，这使他愤愤不已。虽然后来宋墨水被平了反，但老爷子毕竟已经做古，再说，上大学的机会也永远错过了，没了！这损失哪能是一句平反所能抚平！后来，宋风清去学校代课，又因与同事、校长言语不合赌气甩手不干回了家。别看他有些呆气，他还用历史上学过的三国故事戏弄刘春老婆婆。刘春就是在前文中说过的大院前院东面最南的那户人家。不过稍稍年轻一点儿的没有人看到过刘春，因为刘春年轻时就丢下刚刚新婚不久的老婆当了红军。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说刘春在战场上牺牲了。婆婆受了强烈的刺激，变得有些疯疯癫癫，黑瘦的脸颊上常常挂着泪痕。总是说要去找政府说说丈夫的事儿，求得政府的照顾。丈夫当兵走得太匆忙，有多少话儿没有来得及和他说，有多少爱没来得及向他诉啊，他甚至没有给她留下一棵刘家的“根苗”说走就走了，婆婆变得不爱在人前说笑了，可她心的里有一团火，有一份期待。这份期待会因年终岁尾爆竹的炸响或者某个重大节日的到来而变得温情浪漫，她想象着远在天边的丈夫忽然会在这个时节回到她的身边，使她的守候和等待一下子成为美好的现实。可是一晃儿过去了几十年！婆婆的满头黑发变成了白发，她没承想，老伴扔下她就走了。美梦破碎了，她的脸上不见了笑容，原来粉白粉白的圆脸渐渐成了皱皱的瘦长脸，看上去灰土土的好像总也不洗的样子。这天，人们又在轰笑老婆婆，一群不懂事儿的男孩子还坐在她家对面的猪圈上向她的纸糊的窗户上“唏里哗啦”投着大大小小的土块儿。“红胡子X的！”老婆婆气极了，干瘪的瘦长脸更加难看，她颤颤的扬起手中的拐杖追打着这些淘气的孩子。但她是小脚儿女人，风摆杨柳，走路都一扭一扭的，哪儿追得上一蹦仨垄儿的小崽子们。
“好了，别追他们了！来，我给你写个条儿！”已经当上生产队会计的宋风清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用随身携带的钢笔在纸上写下了几句：
欲破曹操兵
适宜用火攻
万事已具备
只欠火攻
刘春老婆婆接过纸条，如获至宝的走了。正是文革期间，人人在搞阶级斗争自顾不暇，更没有人会关注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孤苦老人，没有人管她的丈夫是否当红军后来牺牲的事儿。后来听说，刘春老婆婆到了乡里，更是受到了人们的嘲弄，回到家里不久，她就病了。一天晚上，她艰难地爬着用灶火烧两枚鸡蛋，可不知咋的一阵晕旋，昏倒在灶边。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她时，她已经死了。灶火燎出了一大片焦黑的痕迹，老婆婆的一只脚也被烧掉了一半……
“哪儿有人儿哪吃香，哪儿有人儿哪吃香……”当议论起眼下求人办事儿找关系的时候，有人感慨着。
“哪儿有人儿哪吃香？嘻，茅房有人儿，吃香吗？！”宋风清的话又引来人们一阵大笑，笑得那人脸上照不住，愤愤而去。宋风清的”独”是人所共知的，但天地生人，各有秉性，谁还管得了这个！
直到后来运动平息，宋金才重新恢复工作，接到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的通知后，就带着那一双儿女返回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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