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嫂子扭着我不肯松手，好象一不小心我就会答应嫁了这家，或者一不小心我就会飞了似的。我本来就看不上那个子比我还矮，又眉眼不周正的土行僧陈老二。即便如此，嫁不嫁到这家也由不着三嫂子吧，一个媒人，介绍而已，却这样斩钉截铁地不干了。这分明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我满心不高兴。陈老汉一手提把大包，一手拿着打火机随时候着给父亲递火点烟，边走边扭着脸讨好似的跟父亲说话。母亲被冷落一旁，在公路边上低头走着。三嫂子见我不搭理她，回头看看我的母亲，见母亲情绪不好，就丢开了我跑回去挽了母亲的胳膊，一笑灿烂地笑着，叫一声：“婶！”
母亲白了她一眼，一扭胳膊，挣脱了。
三嫂子跑回我的身边，喋喋不休地说话。意思就是咱不看好这家，咱改天到别人看去。好象我就是靠美色骗吃骗喝的主。我不知道她心里打的什么鬼注意，却感觉到和她一起是多么的危险。
车来了。陈老汉招手叫了停车，父亲招呼母亲上车，三嫂子也拉了我上车。陈老汉赶紧将大包东西放在了车上，然后急着掏出一张50元的人民币买了车票。连连点头哈腰：“亲家、亲家母、幺女、张姐，常常来玩啊！”车启动了，陈老汉跟着跑了几步，对着车窗喊：“亲家，慢走哦！”
母亲拉了我和她一起坐，三嫂子独自坐了个位置，父亲在我们前面坐了。母亲一声长长的叹气、狠狠地摇了一下头，苦笑道：“我这是闺女养得多啊，挑着闺女来转乡啊！”说着，抹了抹眼角。我懂母亲的意思：咱家闺女多，家里穷，领了闺女去打发掉似的。丢人！
三嫂子见我们情绪都不好，就挪到我们后面那排坐了，趴在靠背上，还是那么乐观地说：“婶，你难得出来一趟，你看看外面多喜庆。看那家，那几个红灯笼多漂亮！”说着仰起头看窗外的人家，手也指了出去。
“哟，婶子你看，最近是不是立春了？麦苗儿好象返青了。”三嫂子还是继续说话。
“妹子，我发现你穿红色衣服很相配呢，你的皮肤比我白多了，穿红的好，我穿红色就显得更黑了。”
我不想说什么话，像做梦似的，被人拽着转了一个圈，现在又转回去。我也看不出风景有多么美。我的眼里只是灰色的天空，连空气中似乎都有一层浑黄的沙似的，压得人喘不透气。
母亲叹气以后，一直不说话，父亲只是抽烟。抽一口就抬头看看前方，然后低头再抽一口，再看着前方。吐出是烟圈在我们的头顶慢慢散去。这么多年来，家里都是笼罩在父亲的烟雾里。我是在烟味里长大的，弟弟妹妹也是如此。
三嫂子讨了个没趣，也安静了。20多分钟，我们到了自己的小镇，车子停在政府门口，二层小楼房上的“月耳井乡政府”几个金属大字显得格外亲切。三嫂子忙着拿了包，跟着我们下了车。从街道上走过，父亲和母亲都直视前方，并不主动和人打招呼。但总有主动招呼父亲的：“郑师傅，走亲戚啊？”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父亲“啊啊”地应着。显得为难，只顾抽烟。吸一口，挺一下腰，站直了，把双手背在身后，然后迈开步子走起来。
依然有人问：“郑师傅，走一走？”
父亲微笑，点头，“嗯，嗯”地答应着。
父亲走得很快，好象故意和我们拉开一段距离似的。我和母亲也不去追他，只是远远地跟着。三嫂子跟上来，和我们走成一排，见了谁都打招呼，一路上“婶，过年好啊！”“婶子可真不见老了，还这么年轻。”应付着街面上认识的人。
也有年长的问母亲的：“嫂子，哪去了？才回来？”
母亲只说：“刚回来。”却不回答去了哪里。也有请母亲坐坐的。母亲连说：“改天坐，改天坐。”
我们像做了亏心事似的，赶紧地往家里赶。弟弟妹妹都在家，只是小的都在二叔家看电视，只是华儿在家里剁猪草。
见我们回来，还拎着个大包，弟弟妹妹都围拢来。三嫂子将包递给了母亲，却并没有回她自己的家，而是跟进了我们家。
父亲终于抬眼看了看那鼓囊囊的包，咧了一下嘴，将烟杆衔在嘴上，母亲随机将包递给了父亲，父亲接了包，却并忙着打包，而在抬眼看了看屋里人随手丢到板凳上了。
三嫂子坐也没坐，站了大约两分钟就出去了。三嫂子一走，父亲立刻把烟杆扔在了饭桌上，把包拿过来，放在地上，人就蹲了下去，母亲也蹲下了，弟弟妹妹站在边上看着。打开包：最上面是一条毛巾，用一张红纸条在腰上扎了一下，打开，纸条与毛巾之间夹着一百元钱的钞票，蓝得亮眼，是新的。父亲取下那张票子，将毛巾递给了母亲。接着打开第二条毛巾，里面是50面额的钞票；再打开一条，还是一张50的；下面放着四条毛巾，打开来看，均是20面额的。
父亲一点数，说：“给老大的是100，我们俩的各人50，四个20的，是老二，老三，老四的，还有一份是孩子奶奶的。”父亲回头对芳儿说：“三儿，给奶奶把这个送去。”父亲将夹了20元钱的那条毛巾递给了芳儿，芳儿高兴地跑二叔那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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