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长姓龙，是个好人。考虑我们劳力差，将我和弟弟分去和妇女组一起劳动。并对我说：“公社把你分到我们队是有安排的，我们队工分值高。你们又没有吃闲饭的，年底肯定能分得百多块钱……。我们好好配合，把生产队搞得更好。”
但没过多久我就辜负了队长的栽培。每天的劳动让我们筋疲力尽。天刚开亮，早工的钟就响了。早工回来，做饭吃饭大概就一个来小时，钟声又响了。三伏暑天中午能休息到三点半以后，其他季节中午只有两个小时左右时间，社员家有老有小做家务，我们要自己做饭，做饭又没多少柴草，主要燃料用煤，当地土灶必须专门要一人拉风箱。我和弟弟两人刚填饱肚子就又要出工了，然后一直劳作到天黑。我那时的心思就只盼望天天下大雨——下大雨就不出工，小雨都不行。哪里还有心思考虑如何与他配合搞好生产队哟。就这样咬牙三个月坚持下来了。
一个晚上全队开大会进行半年工分统计和评值。我才知道早上出工是两工分，上午下午各四分。全天10分。总分一公布各家对照看有没有错误。我们自己没有记录会计说多少就多少。有几家社员吵吵说给他们少记了。一阵轰吵后队长表扬了我们：“知识青年到我们队来后，坚持劳动表现很好。两个多月他们都挣了300百多分。”云云。我环顾周围，队长表扬我们时社员埋头抽烟或专心纳鞋，没人鼓掌鼓励？随后评分值。全劳力满分。然后按劳力大小0.95、0.9、0.85……。我们与妇女同组，分值我只有0.8，三弟0.65。就是说我们劳动一天10分的话真正价值只有8分和6.5分。最后会计统计公布：半年劳动值每10分值人民币两角六分。队长一听说：“去年我们是三角一，今年不能低于去年。”要会计将总分按比例扣除百分之十的的劳务分再计算，所谓劳务分是指公益性劳动。如维修公路；参加公社或大队社员大会等等。这一来劳动值上到三角一以上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算术游戏，分子分母变一变不会增加什么产值。我心算了一下：我两兄弟劳动一天平均每人不到两角三分钱。而且还要扣除……，天啦，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
这边劳力强的社员有人也抱怨起来。说是他们扣的分多，吃了亏怎么、怎么的。我从话音中听出，也有社员有抱怨我们“知青”来摊低了队里的工分值，挤占了口粮……。是的，我发现邻居一家（新房修好后我们的邻居是个两老人一儿一母的四口之家，丈夫属于“走婚”式的上门女婿，不算家庭成员。）一年到头从来不吃晚饭。
四川是出了名的人口大省，百分之八十又是农民。人多地少，土地金贵。我插队的生产队所有坡顶山梁没有一寸空地。就是石谷子上能收拢一堆土也要种上一窝红苕。外来一个人就多添一张口，社员当然就不欢迎我们咯。我们原来是很招人讨厌的啊？累死累活出力并不讨好，这是何苦呢？郁闷。
后来邓小平说：“上山下乡”是学生、家长、社员三不满意。真入木三分，太中肯了。可惜当时他老人家还在“牛棚”里。莫说全国，就是对发生在他家乡的事也还没有话语权。他的家乡离我们插队的地方只有十来公里，他舅舅一家也还不能保证三餐温饱。
四川盆地是因地壳隆起由海洋变为陆地，按理有石油储存。从五十年代中期，盆地就开始了油田钻探。高高的井架成为这片土地文明的点缀。一天挑粪水上坡施肥，一对大粪桶装满人和猪的排泄物压得我双脚发软，坡陡坎高，稍不留意粪桶磕到地边粪水就溅一裤腿。不一会我就满身臭烘烘了。身体和精神都筋疲力尽的我站地头，看着远处竖立的井架，感触万千，突发诗意：
“远山融高塔共立，思绪挟理想齐飞。如果能离开苦海，天涯与海角何悔！”
六六年文革前，每到暑假学校里就会贴满各大学的招生简章。还没上高中的我，在那些给高中毕业校友介绍的简章中就早早选中了“军事工程学院”作为将来的奋斗目标……。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我只能面对现实——现在如果能做一个石油钻井工人该多幸福哦！虽五音不全，那首《石油工人之歌》也脱口而出：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带铝盔走天涯……。
“哈哈哈……嘻嘻嘻……。”不料，刚唱了开头，就引起一阵轰笑：“又来个‘日’油工人……”。
原来工人与农民有着千差万别。有差别就会产生嫉妒，发泄这种情绪的最直接方式就是调侃、挖苦。且“钻井”一词跟苟且之事语意相联。“石”字和“日”字又同韵。《石油工人之歌》的歌词犯了大忌。
生产队前任会计是个早年回乡的中学生，因爱唱这首歌被大家嘲笑、挖苦。而他又不肯屈服。最后精神出了毛病，会计也当不了了。我知道这个故事后特别想了解：这个回乡的青年，当年爱唱这首歌的原因是否也和我一样是有感而发。印象中这是一个衣着整洁，神情黯然，身体瘦弱，三十多岁还没娶亲，劳动值只能评到0.9的孤独者。时髦的说法：是个“半条命”。因他的不“配合”我一直也没得知原由。
这群落后又不乏联想；保守且具有幽默的农民还有个很特别的口头禅：“一天不说“求”活路不到头，一天不说“pi”太阳不落西。在他们的包围中。日子消磨着我的年华。腐蚀着我的思想。终于在送三弟返城的日子里我发生了锐变……。
上面来了文件，主要精神是：小学毕业生不属“上山下乡”对象，已经动员下去的应办理回城……。
按此文件精神，我三弟属于回城的范围。我知道这一消息时，公社已主动办妥了一切手续。我送三弟也一起回到好似离别了很久的家。
回家后第一件事是与同学联系。同班有几位没响应号召而留城的同学，其中一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从他那里又联系上了不少也从“知青”点回家的同学。大家一相聚我才了解到，学校大多数人晚点后都下到了离家更近的岳池县。岳池主产稻米有“银岳池”之称，比“金广安”富裕很多。在建国初期胡耀邦主持川北行署时期岳池县城是南充地区所在地。父亲就是岳池县第一任财税局长。要不是父亲太过于积极，我们三兄弟都应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岳池插队。这样的话可能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手枪事件”。
另外也了解到插队的“知青”并不都象我一样规规矩距地参加劳动。他们相互“串队”就跟象当年的“大串联”一样。成群结队上街赶场，聚众集伙大锅吃饭……。听到他们绘声绘色的讲述。我突然感觉自己落后了一个时代。其中最触动我的是学校一位高66级校友——原“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外号叫“樊眼镜”的一番论述：“……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走向高级，从游牧文化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革命。中国几千年前，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还在吃生肉的时代就进入了农耕文明。但是后来很多国家很快进行了工业革命，发展起来了。我们国家不但没全面进入工业革命。现在还将我们赶到农村去劳动。不合社会发展进程……。在过去读书人是啥？是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天下，是管理国家的栋梁人才。“上山下乡”去接受农民的教育？你们到农村学到了啥东西……？**说过：……‘严重的是教育农民’。……插队是一种倒退……。”这些在下乡前会觉得有点“反动”的言论。在经过插队的亲身体验后听起来至少不排斥它了，甚至还产生了共鸣。虽然还不能完全了解和接受。但“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信念被摧毁了。
三弟回城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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