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一场有三亿农民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如果土改政策出现偏差，就可能导致运动失控，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1947年解放区土改出现过的极左偏差，**、**等中央领导人仍然记忆犹新。
1947年解放区土改复查时，**强调发动群众，“要按90%以上的群众意见办”，批评右倾较多，对防“左”则注意不够；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晋绥根据地蹲点指导土改运动。他批评晋绥分局用中央苏区的办法搞土改是右倾，他推行了一套极“左”的作法：在划分阶级成分时，把许多中农错误的划为富农或地主，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如在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出地主富农124户，占总户数的22%；任意侵犯中农利益，认为团结照顾中农是右倾；侵犯工商业者，说他们是“化形地主”；乱打乱杀，一些开明士绅也遭到残酷打击甚至被打死；大整基层干部，把反对他的极左作法的党员干部打成“右倾分子”或其它“分子”，当作“绊脚石”搬掉。在晋绥全区43000名农村党员中，开除了约1万名，占总数的24%；1947年山西兴县的土改复查中，有很多被斗错的人，最典型的要数那个入了《毛选》的开明士绅——牛友兰了。残酷斗争牛友兰的联村斗争大会，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牛友兰家住山西兴县蔡家崖镇，是著名的开明士绅。他一生中办了两件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一件是1925年在他和另一位开明士绅刘少白办起了晋西北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00名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的高级干部。
一件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他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的接见和**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他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就这么一位“红色士绅”，在1947年土改复查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含冤去世。
１９４７年9月26日，在蔡家崖召开“斗牛大会”。
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喊来参加。李井泉严肃地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
牛荫冠是牛友兰的儿子，１９３６年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土改复查时牛荫冠已经被停职，正在边区党校接受审查。
“斗牛大会”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带着手铐脚镣，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农以及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事先训练好的“积极分子”们一个个登台控诉牛友兰的“罪恶”。斗争到**，有几个“积极分子”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然后吆喝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又惊又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摆头，一下子就拉断了，鲜血直流。
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牛友兰在家中愤然弃世而去，终年63岁。
除晋绥区外，其他各地土改也出现了极左偏向，主要表现是：不要党的领导，强调贫雇农路线，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贫雇农的意见就是政策，贫雇农爱怎样斗就怎样斗。因而，把许多中农划为地主富农，严重的扩大了打击面；对中农和工商业者乱斗、乱抢、乱分；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扫地出门”，乱打乱杀，进行“流血斗争”；反对极左作法的党员干部，都被扣上了“右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各种帽子，挨了整，作为“绊脚石”被搬掉。
当时贫雇农有个组织叫“贫农团”，贫农团的几个头头就象后来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头头一样，大权独揽，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有些“流氓无产者”、“勇敢分子”、“坏分子”混入贫农团，当上了头头，乱抄乱分、乱斗乱抓、乱打乱杀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把划为地主富农家庭的土地、房屋、财产全部查封，把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净身出户赶出大门，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扫地出门”。他们为了追逼地主富农埋藏的金银财宝，或者报私仇，对人施加种种野蛮的酷刑：吊打，压杠子，夹手指，灌辣椒水，烧红的烙铁烙，等等。有的竟把妇女全身扒得精光，肆意侮辱，绑在街里示众。凡此种种，当年的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也不得不叹服。许多帮助过**的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和无辜的劳动人民被活活整死。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流血斗争”。
著名作家刘少棠在《我是刘少棠》一书里写道：“1947年的土改运动，打、砸、抢、抄、抓、杀十分暴烈，我的家乡称当年的土改为‘流血斗争’。‘文革狂飙从天落，我的乡亲们说城里人也没有逃过‘流血斗争’这一劫。”“我们现有的描写当年土改运动的名著，为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和革命策略的需要，掩饰了土改运动中极‘左’的一面。许多参加或领导过1947～1948年土改运动的老同志，都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艺作品‘勿庸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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