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打针，我不怕
小孩子，难免是磕磕拌拌的。膝盖，手肘，小腿，乃至头脸，往往红的紫的，擦满这样那样的药水。疼是疼，玩，却还是咬着牙玩。
最怕的是生病打针。三四岁的孩子里，总有那么几个体质特别弱，三天两头上医院的。不幸，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天生的容易感冒扁桃体发炎，加上两个男人带着，虽说爹爹心细点，可到底好不到哪里去。遇着倒春寒，秋老虎，往往自己也未必打点得清，哪里还顾得上我。于是，医院就成了我三点一线生活中重要的一点。
医院有个姓陈的医生，眉清目秀的，为人很和善。爸爸爹爹都与他相熟，我总在他那看病。
在外面，爸爸和爹爹是不牵着手的，惟独在他办公室里，爸爸会搂着爹爹给他取暖，有时在等我打点滴的时候，爸爸还会把肩膀让出半边来，给爹爹当枕头。
由此，我便知道陈医生是与众不同的了，然而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呢？我却是说不出来，在我小小的心中，不过留下一个他比别人分外漂亮的印象而已。
对于药物的恐惧，是天生的，本质的，根深蒂固的，不因为医生的不同而轻易转移。所以，每次要吃药，特别是要打针的时候，我也会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哭，闹，叫，踢打，挣扎，扭动，完全丧为一个人类的基本尊严。
为此，爹和爸很烦恼。苦口婆心地换了无数次说辞，声色俱厉地训诫，旁敲侧击地引导——完全不起作用。下次打针的时候，我依旧是哭，闹，叫，踢打，挣扎，扭动。让他们必须两个人抓实了我，费九牛二虎之力固定在台子上，方能顺利操作。
若是稍一松手——有一回，爹因为我的叫声太惨了，听得他心疼，忍不住松了松手——我便会失心疯般抽搐起来，像濒死的蚯蚓那样无序运动。结果，针头断在，又是一阵忙乱。自那以后，爹再不敢心软。
后来，有一次，大约是四岁左右，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发了很高的烧，炎症越过了扁桃体直扑气管而去，为了不让它向肺部发展，要打点滴。
那时，我烧得熟了三魂晕了六魄剩一口游气半点哼哼，可一听打针，神经一下全绷紧了，扭着扭着就往墙角缩。
陈医生看我这样，苦着脸笑笑：“静脉注射不比肌肉注射，孩子这么小，这样万一……”
“可是不行啊，都一天半了，再这样下去……”爹爹的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眼圈上的红晕，还是眼眶里的血丝。这两天，我住医院里，他下了班就往家跑，做了饭送医院，三餐这么折腾，脸颊都凹下去。
“是不行。”爸爸面色很沉，忧虑和焦急拥挤在一起，混杂出父亲特有的那种心痛和凝重。我想起这两天梦里老听见牙磕牙的声音，我本以为，是爹跟我说的那种牙鬼半夜在窗外打架。现在想来，应该是爸爸半夜里冻得——医院没有空床位，他随意铺了张草席在地上，权当地铺，每夜陪我。
“小陈，你就帮忙想个办法……”爸爸望了望我，几乎是哀求了。
陈医生扫我一眼。我又向墙角缩了缩。
“小猫子，你喜欢有两个爸爸么？”陈医生忽然俯下身问我。
我点点头。
“哪，一个家里，妈妈是温情，爸爸就是勇气，小猫子比别人多一个爸爸，要比别人多一倍的勇气，所以，打针是不能躲，不能哭的。”
他忽然讲了一长串，我消化了半天，勉强呆呆点头。话里的意思，似乎是，如果我怕打针，就对不起我两个爸爸。
看看眼睛红得和白兔一样的爹。
再想半夜床底下牙磕牙的声音。
我一闭眼，毅然把手交出去。
“嘶——”我忍不住倒抽一口气。
疼。
真疼。
钻心疼。
——然而我只抖了一抖。没躲，也没哭。
终于，调好了位置，粘上了胶布，爹上来搂着我，似乎夸了我什么，我却没听清——我的指甲从来是剪得干干净净的，然而，却在他手臂上，留下了长长的血痕。
自那以后，童年的记忆里，就再也没有鬼哭狼号的打针片段了。
取而代之的是陈医生的微笑。
还有那句在心中循环播放的自我激励：
“我是两个爸爸的孩子，要比别人多一倍的勇气——打针，我才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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