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江的父亲名叫赵得旺，是易县赵家庄的富户，他从祖上接手了还算钱粮有余的小日子，他还发扬光大了。于是，赵家过得很红火，家里有百十亩地，十几头牲口，长工短工常年使唤着，县城里还有两处生意铺子，兴旺发达啊。赵得旺还是一个开明的乡绅，对待乡里乡亲，一向和蔼客气。十里八乡的有了事儿，他也常常救济救穷，做些善事。赵得旺自认为没有辱没了祖业。可是，传到了下一代，赵得旺就真发愁了。老大赵振海老二赵振河，都还能认真过日子，问题出在老三身上。
老三名叫赵振江，长得仪表堂堂，十里八乡都知道赵家出了一个美男子。可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赵振江竟然是一个败家子。赵振江未及成年，就染上了赌博的嗜好。常常偷了家里的钱去赌。乡亲们叹息，赵得旺一生行善，勤俭持家，如何生下了这样一个孽障呢？赵振江这一赌，赵家的家财就算完喽。百年聚财，一夜赌空啊。赵得旺是一个要街面的人，家里出了这样一个丧门星，他感觉是丢尽了祖宗的脸。那一年春节，赵得旺多吃了几杯酒，惹动了心中愁事儿，就在祖上的牌位前动了家法，让赵振海与赵振河，把赵振江摁到祖宗牌位前跪下，痛打一顿，赶出了家门。那是一个雪天，北风刺骨，大雪飘飘，赵得旺拄着一根拐杖，站在门口，望着在雪地里，一瘸一拐，渐行渐远的赵振江，似一条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狗。赵得旺又痛恨又怜惜，心里一疼，他就吐血了。由此，他躺了一个多月，就咽气了。村里人都说，赵得旺是生生被赵振江气死的。
赵振江得知老爹死了，就颠颠儿地回来了，一进门儿，就摸出一把菜刀，挥舞着闹着分家。大哥赵振海与二哥赵振河见势不好，就赶紧跟他分家另过了。旧话讲，家有金山银山，架不住出去耍钱。赵振江名下分配的十几亩地，十几间房，没出一个月，就让他输得净光。那一天，赵振江借了钱再进赌场，又是输得净光。他输红了眼睛，心下立时就恶毒起来，他掀了赌桌，拔出藏掖在腰里杀猪刀，血肉横飞之中，他就在赌场上杀了三个人，其中还有他的一个堂弟。他抓了赌桌上的钱就跑路了。之后，见官府追得紧，干脆就跑到易县的黄石山上，找到土匪李二牛，入伙当了土匪。他本是个心狠手辣的脾气，或许具有天然土匪素质。杀人越货，从不手软。那年，李二牛下山到曲阳县的一家财主家里绑票，没提防那财主家里有枪。一通乱射，李二牛当场毙命。看起来，这土匪绑票儿的业务，虽然有高额利润，却也真是一个高危职业哟！
李二牛死后，赵振江就接手了黄石山的土匪绺子。在赵振江的领导下，黄石山的土匪发展壮大得很快。仅仅过了两年，赵振江就有了五百多号人，百十条快枪。他一跃成了保定著名的土匪。用当代的话讲，他肯定上了土匪排行榜。官府也奈何不得他。江湖上都知道，赵振江绑票上瘾，如果有几天没有绑上票，他就抓耳挠腮，心烦意乱。有一阵子，他绑不上金票与肥票儿，心里一时起急，就派几个手下将他两个哥哥绑上了山，两个哥哥一路上生气，都认为赵振江的手下肯定是绑错人了。你老三绑谁也不能绑到了自家哥哥身上啊！见了赵振江，赵振海就气得喊起来：“老三啊，你绑错了吧？你怎么连我们也绑了呢？”赵振河也说：“老三，你这不是把龙王绑进了龙王庙吗？”赵振江瞪着眼睛吼：“我没绑错！你们少废话，赶紧写信，让家里领票来。”两个哥哥一听就急眼了，就跟赵振江吵嚷了起来。赵振江不耐烦了，一刀就把赵振海的扎了个窟窿，血就刺刺地冒出来。当下，赵振江大叫一声就疼傻了，赵振河也就吓傻了。结果呢，就让两家几乎倾家荡产领票回去了。写到此处，谈歌感慨，连亲哥哥都不放过的人，会是一种怎样六亲不认的卑劣性格呢？
谈歌曾经与们讨论过赵振江的卑劣性格。心理学家朱向英先生告诉谈歌，一般说来，卑劣性格有两种，其一，是技术上的卑劣，即手段（行为卑劣。这是依据道德法则的判断。这种人的卑劣，多是卑劣的“技术”不过关，干得不漂亮。让人不齿。比如，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见到的，露骨的溜须拍马、显而易见的虚伪、不加掩饰的贪财好色、明目张胆的剪径劫掠，全无心肝的脱口撒谎、死乞百赖的纠缠不休与勾引，种种……等等。这种卑劣的技术，不仅君子不齿，伪君子也不屑，是三流角色。是三脚猫的功夫。其二，是性质的卑劣，即骨子里的卑劣。这种卑劣是对人类的道德法则、价值法则的公开的对抗。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成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如通奸、欺骗、或者仇杀种种，大都不会被指责为卑劣。但是，大人欺骗孩子、青年对老人施诸暴力、男人欺侮女子等等，肯定是卑劣无疑。再比如，凶杀未必卑劣，但碎尸肯定卑劣无比。朱向英先生认定，卑劣与高尚，是人类的两极。似乎永远谈不上沟通，或者说，之间连起码的互相理解都做不到。赵振江这个人就是骨子里的卑劣，是与生俱来的。谈歌认同了朱向英先生的理论，或者说，赵振江从娘肚里坐下胎坯那一刻，就注定其是人间的一个错误。不妨再引申一下朱向英先生的理论观点：我们不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之说。人类中有天然的卑劣之徒。赵振江这种人物，应该是人类天然的不幸！
《易县志、匪患卷》上讲，赵振江天生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性格（果然是一个“人之初，性本恶”的鲜活例证？被朱向英先生言中）。他当了土匪之后，全然不顾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行为原则，他在两年之间，竟然把易县境内，凡是有些家产的富户，全部绑票勒索了一回。更为甚者，如城关几个富户，竟然在一年之间，被赵振江绑架了十余次之多。如此竭泽而渔的绑票，让易县百姓谈虎色变。天怒人怨！（这……这……叫什么玩意儿嘛！）
票儿若是去赵振江的山寨，岂不是羔羊落进了虎口嘛。以赵振江见钱眼开的性格，岂能让票儿轻易脱身？
写到这里，谈歌要停下笔，再讲一讲当时保定各县的土匪领票的价格。《保定地方志》的记载，当时保定土匪绑票，并没有统一或者大概的规矩，主要看被绑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比如，当时张才明绑票儿的时候，开出的领票价格是两万大洋，这也是考察了王加林的家财情况而给出的数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农历羊年，正值保定连续两度灾年，保定土匪也如蝗虫一般多了起来，票价也就乱套了。用当代的话语表述：绑架这一行当，已经没有了游戏规则。土匪们的绑架勒赎行为，由截道绑架，发展到了四处抢劫，逢人即绑。票价直线下跌，降为几百元、或百余元、或十元、五元即可。甚至无钱者，可用鸡蛋一百个或者五十个乃至十个也可以领票。“从前只绑富户，今则无论贫富，逢人便绑”。“贫富都绑，不值一双鞋，也值十个鸡蛋”。（《保定志、匪患卷》）。
赵振江就是一个从来不讲绑票规则的土匪。《保定三套集成》上讲，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春天，赵振江曾在徐水南八里村里绑架了35个人，所有领票价格共计为：“两双鞋，三十二个鸡蛋，一斤四两棉花籽油，五尺土布，四斤半玉米，二十一斤红薯干而已。”
如此绑票的价格，用现代的名词注释，应该是古今中外绑架史上的“跳楼价”了，真要让古今中外的土匪汗颜无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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