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哪儿来？
到了正式发薪的日子，我的工资表上有38元5角。还了预借的16元，实际领到22元5角。加上这些天来还结余七八元钱，我的兜里总共有三十来元。
这在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第一次揣着这么多钱，就仿佛打了一夏天赤脚的泥腿子，忽然穿上了布鞋袜，那种感觉让人回味隽永。
拿到钱的当天，我乘交通艇上岸，到邮局去给家里汇了20元。我想像干装卸工的母亲收到这笔钱时的欣慰表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和感动。
母亲是下大力的，她干的活连一般男人都觉得吃力。她所在的单位叫装卸营，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企业，却偏偏按部队的建制，营下设连、排。从连排长到普通群众，全是清一色妇女。她们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用肩膀扛起了一个钢铁公司的矿石装卸车作业。
当父亲因工伤撒手尘寰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小弟上小学。哥哥姐姐有的刚刚从农村抽调回城，有的还在北大荒的林场里，我们姐弟五人就像一串大大小小的倭瓜缀在母亲坚韧而苦难的藤条上。
小时候，我曾看见过母亲干活的模样。她们个个头戴风帽，围着垫肩，裹着一条斗篷一样的披巾布；装了矿石的小筐高高地越过头顶，她们一手攀住小筐的边缘，一手拽住小筐底下的一条皮尾巴，一步一个脚窝，爬上高高的矿石堆。倒下矿石，拽起小筐底下那条皮尾巴，再走回到铁路上的矿车旁。这一条人流有二、三十位吧？她们一连七、八个小时就这么来来回回，直到卸完一个车。
那种印象没有在我心中留下阴暗沉郁的情绪，完全得益于母亲的乐观态度。母亲曾带着喜悦的表情和我们说到她的劳动。说起大雪纷飞之夜在铁道线上扛箩筐的感受，既遭罪又豪迈，有一点点伤感，又有一点点诗意。她给我们带回来黄灿灿香喷喷的锅巴，那是劳作之余，一群妇女围坐在工地上的窝棚里，把饭盒放在烤火炉子上，用有意留出的剩饭炕的。锅巴炕得黄焦焦的，又脆又香，那是我们儿时非常喜欢的点心。稍大一点我读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里面描写主人公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为挽救沉船和大家一起扛了一夜麻袋，清晨到来，由衷地感到一阵劳动的喜悦。这时我就想起母亲。嚼着母亲带回来的锅巴，想起母亲走上矿石堆的样子，我感到母亲是伟大的，劳动是伟大的。
失去父亲的家庭倒了擎天大树，母亲一手拉扯我们姐弟五个，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事隔多年之后，母亲说，她记得总是在下班的路上买那些“倒包的”豆芽瓣子，回家掺上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咸菜，炒成一盆，作为一家数口唯一的菜肴。母亲说豆芽瓣子虽然便宜，却比豆芽营养更好。
我初中毕业，以4门功课312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许多成绩好的同学升入了高中，不上高中也选择中专，我却选择了一所中等技工学校。因为技工学校不仅免费，每月还有16元5角生活津贴。除了包伙用去15元，另外发下来1元5角供零花。这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当然，选择南京河运学校还有一个理由：我喜欢流动的生活，喜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我的班主任老师却不这么想。她是个肤色鲜艳的大连女子，穿着时髦，被同学们取了外号叫做“三包一尖”。人虽洋派，还有点娇骄二气，心肠却是热火的。她放下尊贵的架子来到我家，劝说母亲让我上高中，因为“杨光考大学肯定没问题。”
母亲非常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却是铁了心，要尽早飞出家门，独自走上谋生之路。就这样，我十六岁离开家乡，二年后完成河校学习，正式加入水手生涯。
终于，我拿到了自己挣来的第一笔钱，这是一个心灵上的盛大节日。我给母亲寄钱的时候，感觉无比快乐。如果说“有一种幸福叫做奉献”是一句无聊的大话，那么大话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假话。你要是真的从奉献中体会到了幸福的话，我想，这是一种最纯粹最高级的幸福。与它相比，其它世俗享乐构成的幸福，就好像从喜马拉雅雪峰向下俯视，再青葱别致的山峰美景也是“一览众山小”。
曹志高拿到钱的第一个月给自己做了一套藏青色的学生装。
那时候，文革中盛行的草绿色军装已经过气了。草绿色显得村气，不再是时髦的颜色。在青年中一度流行起来的是学生装。学生装左胸一个敞口的兜，下面两个带盖的兜，衣领做成下垂的弧线形，好像两只耷拉下来的耳尖。最要紧的是它的颜色是比较高贵的藏青，显得沉着和庄重，又透着一点儿俏皮和变化。
马军在河校上学时就有这么一套。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团长转业的老子舍得在他身上下本钱。马军个子高，虽然长的算不上多么帅，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靠衣装，马靠鞍装嘛！马军穿一套新潮的学生装，在学校里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不仅我们这些男生羡慕，更引得全校仅有的船电班八名女生经常向他飞媚眼。
曹志高的老家是皖南山区一个小镇，父亲在酒厂负责清理酒糟。如果不是自己挣钱了，他是赶不起这个时髦的。但是，他已经觊觎这套服装很久了，还在发薪的日子到来之前，曹志高与我一道上岸时就研究过布料和价格，甚至找好了裁缝店。
裁缝店在宝善街上，与电影院相邻，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小厂。说是厂，其实只有一间临街的铺面。我和曹志高在窗外流连观望了好一阵子。从宽阔的玻璃窗里看进去，只见一个巨大的台案前，站着一个喉节和鼻尖一样瘦削的老师傅，戴一副快要掉下来的眼镜，脖子上挂着量衣软尺；在他的身后有七八台缝纫机和七八位忙活的女工；房间里到处是堆积得乱糟糟的布料和做了一半的衣裤，像被剁成几块的人的肢体似的。忽然，那位老师傅从镜框上边射出探究的目光，像发现猎物的老猫那样朝窗外翕动着鼻孔。我们被注意了。曹志高朝我一偏脑袋，索性推开挂了棉帘的木门，仿佛闯入龙潭虎**一般，我们走进了裁缝店。
曹志高向老师傅询问做一套学生服要几尺布？多少工钱？算一算，连布料带手工约需五十多元，差不多是我们将会拿到手的月工资的一点五倍！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开始挣钱，总有一天可以攒足这些钱的。我们许诺买了布再来，然后在一群不相信我们真的有诚意做衣服的目光中大模大样地退出来。那种不信任的目光与其说令我们恼火，不如说令我们骄傲。因为我们那样年轻，只有十八岁，在那群年纪从三、四十岁到四、五十岁不等的七八个女工眼里，大概觉得这两个操外地口音的声称要做衣服的男人还是两个孩子吧？但是我们实实在在于经济上已经取得了独立地位。这种感觉真他妈的好！虽然那群女工们不知说了什么，在我们身后弄出一阵放浪的谑笑，让我们有点儿底气不足。
曹志高的本事比我大，他刚拿了38元5角就做成了50多元的服装，为此甚至连我也借给他5元钱。他很快就以一种崭新的面貌示人，显得非常精神。我在半年后终于也做了一套这样的衣服，但那时已经是夏天，穿不到，就是穿上也没有人注意了。
记得跟曹志高一道去取成衣的时候，曹志高说了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嘿，马军不知怎么样了！”
是啊，分到驳船上的马军不知道过得好不好？听说驳船被甩在锚地，常常一连个把星期无人问津，像个荒岛一样，在那上面还不把人憋疯了。
曹志高想的显然跟我不一样，他说：“马军那套学生装被香烟烫了个洞，面料一定是化纤的。”
上岸采购玩耍的好时光是非常惬意的。
我记得走出下关热河路邮局，往左一拐，就是工人文化宫。文化宫有一个剧场，还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迎门一道屏风，屏风后面是阅览室，我在这里消磨掉许多等待交通艇的闲暇时光。因为上岸办完要办的事后，下一班交通艇总不是那么凑巧，需要计算好从热河路走到江边河校码头的时间，然后在阅览室边看书边等。看起书来，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去赶下一班交通艇的时刻。
除了阅览室，还有一个让人逗留的好地方，也是我爱去的场所。那是从邮局出来往右手拐弯，沿着热河路走出200米，就有一个新华书店。书店的门脸很小，四壁图书，中间有一个一张床大小的长方形展台，呈梯田状铺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刊。空间虽然局促，却是琳琅满目，文革后渐渐繁荣起来的出版业通过这一方小小天地透露出春的消息。常常令我流连忘返。
这一天，在前面说过的那个门脸不大的新华书店里，我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着五万多个词条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是一本砖头般厚重的硬壳书，封面是草黄色的，书价是五元四角。我把它装进肩上挎的黄书包里，沉甸甸的，感觉着它的非凡份量，我就像收获的农夫一样，心里底气十足。
我的十八岁的大脑宛如一块海绵，对新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这本词典造成我在精神上的亢奋，其情形大概就像一个瘾君子嗜毒那样。
在回船的交通艇上，我站在船舱之外，手扶栏杆，让猎猎江风吹拂着澎湃的思绪。感觉长长的头发被风扬起，宛如飘扬蹿动的黑色火苗。风吹着脸皮发紧，目光锐利。好男儿当自强！虽然失去了升学机会，可是我对自己的经济独立很满意。用手摁着那本厚重的大书，心里涌起一股自豪的情感：这是用我自己挣的钱买来的。我已经上船工作啦！我已经长成大人啦！
交通艇沿着梅子洲裸露着黄褐色泥土的岸线向前开进，洲上干枯的芦苇丛中抽出青青的新芽。温暖的土地的气息迎着我们飘过来。在浑黄的江水尽头，隐约地浮现出我们封航锚泊的船队，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钢铁岛屿。在它的旁边有一只两头尖尖的渔舟，像一枚枣核想要刺破一个巫婆的铁灰色世界。洲上的芦苇丛里，金野鸭不知藏身何处，此时飞起来一只白色的水鸟，看不清是鹳是鹤，它的清亮的叫声打破了时空的寂静，好像一位彩排的名角演员面对空无一人的剧场大声宣布什么。
我的年轻的心，因为想像而激动得颤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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