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以‘太阳’得名，中国人以‘天汉’立称。信哉！星球世界，非我汉人不能抚而有也！”（章太炎《汉帜》发刊序）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极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革命军》）
“清朝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革命哉！革命哉！真今日我族存亡之一大关键哉！”（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
“诸君诸君，认定宗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的政府，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民权主义万岁！民族主义万岁！中国万岁！”（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
“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吴樾《暗杀时代》）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陈天华《猛回头》）
随手拈出辛亥革命前数则语录，阅之读之，立刻令人血液沸腾，慷慨思愤。
飒飒风中，让人恍然间思云腾绕，回到了那个铁血华年。
正是当时那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志士振聋发聩的呼喊，方才唤醒起迷滞已久的国人。
在心跳加速中，在咬牙切齿中，他们目眦尽裂，拍案而起！
于是，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
这一枪，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葬清朝267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
在并不遥远的、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回望过去，却如雾里观花，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扑朔迷离，甚至，那样不可思议。
10月10日，在那样一个杀机四伏、危险重重、激动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是新军？
在讲“第一枪”的故事之前，笔者先简短分析一下武汉乃至湖北在辛亥革命前的状况，再讲讲清朝的“新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
武昌起义前，《湖北学生界》这份刊物的第一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湖北）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矣乎。”
可以见出，在武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绝非偶然。
湖北，处于中国之中部；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这里，不仅仅是清廷一直着重控制的重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之一。
狂流激荡下，各种思潮在此江集交积，也就不足为奇。
最早把魔爪伸入湖北的，当属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而后，众狗齐竞，纷纷在此建租界，开银行，把持海关。
由于河道畅顺，洋人们的军舰也往往游弋往来，不可一世。
仅仅二十年左右，列强们逐渐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交通等命脉。
以武汉为例，辛亥革命爆发时，外国企业近200家，英国53家，日本43家，德国35家，法、俄、美等十余家。大多数洋人的企业，皆在1900年之后进入。
特别在1902年之后，作为对外贸易大埠的汉口，交易额激增，一年平均保持在一亿三千万两白银之巨，远超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号。
在疯狂掠夺桐油、茶叶等原料的同时，列强们向中国进行棉纱等日用工业品的疯狂倾销。
由于封建官府买办化的加剧，清朝的一切“新政”，皆为迎合洋人而生，而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然经济，在西风中迅速解体。
当时，湖北表面的繁荣，是完全畸型的繁荣。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大城市“超繁华”，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哀残不堪。
作为税款大户，清廷对湖北的“解款”要求，日益增加。每年辛丑赔款负担一百多万两不说，还有“补镑”六十万两，“辽东偿费”五十万两，练兵处调解五十三万两，而且，膏捐权也归中央。
不用说，这些钱，当然富商大官不会出，肯定要全部转嫁到广大民众的头上。
湖北的大地主们，也很“时髦”。他们一方面大量聚敛土地，一方面进入城市，兼营商业与银钱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高利贷网络。
由于20世纪初的十年内，天灾不断，农业纷纷解体。在湖北，特别是武汉，聚集了大批流民、灾民。
在这种环境中，哥老会、天地会的新鲜血液就会源源不断，动乱的因子，越聚越多。
由于武汉一带在先前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几次陷于太平军手中，“革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地区。
江湖风波，一浪高似一浪。
破产农民、散兵游勇、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这些人杂集在一起，波蔓交融，形成了特别适合暴发革命的土壤。
鄂、湘、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更直接促起了大批中小商人的激烈行动。
放眼一望，纵观湖北社会各阶层，在那个危险的时刻，都对清廷皆蕴攒了相当大的毒怨之气。
从“人才”角度方面讲，湖北革命党还应该“感谢”当年张之洞的各种教育举措。老张本来想为自己和清廷制造出一大批驯顺的“奴才”，殊不料，反而为朝廷培养了一批广具知识的“掘墓人”。
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它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关涉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它各省。
张之洞为了提高新军“素质”，招纳不少识字青年入军，使得军队的人员组成结构也远远不同于从前。
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竭力寻找出路，不仅本省青年“秀才”们纷纷到学校报考，外省（特别是湖南）也有许多人到湖北寻找机会。
所有这些人，思想上属于活跃，敏感的一类。他们政治上特别敏锐，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生计艰难的小困难，更造成了青年人对“革命”的向往。
在种种社会、经济、思想的合力下，才造成日后的奇景：武昌的清朝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皆一齐掉转反向，清廷顿时欲坠摇摇。
湖北的革命势态，一直呈独立发展势头。但是，由于孙中山以及其“同盟会”在革命中“辈分”最高，所以，绝大部分团体，还是把“三民主义”很当作一块大招牌来使用。
不过，湖北主要党人，出身富户比较多，特别是共进会成员，他们都不大赞成同盟会主张，很多人排斥“平均地权”这一条。所以，三民主义在湖北，基本变成了“二民主义”。
当然，湖北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四字纲领，是“革命排满”。因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必然是要“驱除鞑虏”。
鄂籍党人不是很“排洋”，这主要因为他们多年与洋人打交道，深晓对方的“厉害”。
即便如此，这些人把“反清复明”提升到“革命排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上巨大的进步。
那么，革命为什么会在新军中发生呢？新军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朝兵制，大致讲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早期的八旗劲旅和汉人为主的绿营兵；第二阶段，嘉庆、道光年间产生出来的团练，后经太平天国、捻军之乱而衍变成的湘军、淮军；第三阶段，甲午之战败于日本后，光绪、宣统年间出现的新军。
早在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已开始学习“洋操”。1874年，曾国藩正式提出以新式枪械练兵。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学堂，1885年设北洋武备学堂。1886年，张之洞选拔甲级防营一千多人改习洋操，开设水师和陆军学堂。
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新军雏形已露。
甲午败于日本后，清廷正式下令训练新军。1895年3月，洋务派官僚胡燏最早在天津小站练“新建军”。没过几个月，他被清廷派去督办芦汉铁路，小站练兵转由当时的政坛“新秀”袁世凯接手。
袁世凯有脑子，胆子大，改当时的“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使得原先的十营四千多人，一下子扩展到七千多人。
与北洋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1895年7月左右，张之洞在南洋成立了“自强新军”，人数两千多人，统领是德国人来春石泰（当时译法），营哨以上各官，皆以洋人充任。
见北洋、南洋训练新军卓有成效，清廷便下令各省将防军进行改编，或在原基础上训练新军。
清朝朝廷在各大城市设立武备和陆军学堂，分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以储备将校人才。其目的，在于逐步以尖锐的新军替换无能的旧式军队。
新军之所以“新”，因为在建制和训练手段方面，都大异于清朝的旧式军队。这支军队，在训练方面学习德国，编制上募仿日本。
清朝的新军，不仅仅武器上全用洋械，招选兵员也采纳严格的标准，并规定军官要由学堂出身的人担任。
义和团之乱后，清廷更加迫切地在各省尽快推行新军训练。
1901年，清廷下令废止那种打把式卖艺表演式的“武举会试”，命令各省派将校到北洋和湖北观习新军训练。1903年，清廷设练兵处，全统国内新军事务，并在各省设“督练处”（也称“督练公所”）。转年，清廷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的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以及后备军三军。
1905年，清廷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逐年编训完成。在北方，北洋六镇（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全部完成编训。在湖北，一镇一协完成编练。至清朝灭亡前，全国实际完成了二十六镇的编练。
新军编制，是分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分别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军一级的长官称“总统”（其实没有实际设立成为真正定制的“军”），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营称“管带”，队称“队官”，排成“排长”，棚有“正目”、“副目”。
一般讲，两镇可编为一军。按全额算，一镇的官兵总数，为12512人。遇实战，依据战势地情而定，或三镇为一军，或把数军合成一大军，或仅派出一镇。
此外，还有一种“混成协”，这种部队除有二标步兵外，还配有工程、马、炮、辎重等兵种，近乎镇的编制，但又隶属于镇，类似后来的“独立师”、“独立旅”。黎元洪此人，就是这种混成协的协统。
清朝开始建新军时，北有袁世凯“新建陆军”，南有湖北张之洞“自强军”。但是，后来只有北洋一系蔚然大观，南洋一系却基本消泯。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清廷看重隶属中央的北洋军建设，想把它作为拱卫国都北京的劲旅，所以一直任其扩充发展。而湖北的新军，属于地方军，清廷当然不想地方坐大，一直抑制它的发展。南洋系的主脑张之洞，文臣出身，后又被调入京城当“大学士”。南洋系另一大腕刘坤一（两江总督）早死（1902年），其间不少兵马又被并入当时袁世凯在山东的军队，所以，南洋军最终不能成气候。
反观北洋，袁世凯步步高升，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大臣任上，不断刻意经营北洋新军，其手下将领，多出于天津武备学堂，基本全是他的羽翼。因此，日后的北洋军，顺理成章就成为袁世凯的“私军”。
清廷建新军，本想消弊振衰。但除北洋六镇外，大部分新军，在后来都成为革命党人活跃的渊薮。
这种结果，显然大出朝廷当初的意料。
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的北洋军，军人们也是大多效忠袁世凯个人军，成为袁世凯纵横捭阖、颠覆清廷的手中王牌。
可笑的是，一直要被清廷视为累赘废物、想竭力加以抛弃的巡防营，倒成为基本上自始至终效忠朝廷的队伍。
清廷此种改革新军的努力，恰似把绞索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这种苦涩的结果，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缺乏驾驭强大西化军队的能力，它也没有真正的理念去支撑军人对清朝国家的效忠。
所以，清廷搞了数年的新军改革，极意笼络军人，换来的却是军人的怨毒与狂躁。
特别是1910年，在新军内兴起的“割辫”运动以及新军对保路运动的同情与加入，更显出了大变前的先兆——发辫是清朝统治的象征物，这一“纽带”被剪，清廷还有什么控制军队的绝对正当性和自信心？
在政治的离心作用下，激进而深入的新军改革，暴露了清廷致命的弱点——军人逸轨，已经无法避免。
各种心怀异志的人，皆在军营中蠢蠢欲动。
这种情况，均因为在大变革时代，清廷本身僵化守旧，根本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此外，它也没有能力合理地整合、配置已有的社会资源。
新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多为科举废后无出路的知识分子，秀才与兵混而为一，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反清的新思想。
新军的士兵阶层，多为破产农民子弟或城镇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自小耳闻目睹社会不平，容易产生反抗情绪，更容易接受饱含鼓动性的宣传，特别倾向“革命”。
新军中的不少中级的军官，不少是日本士官生出身。他们在日本学习时，深受西方革命那套理论影响，深怀民族忧患意识，自然也具有倾向革命的强烈意识。即使是身享高官厚禄的高级军官，大多数也很“识时务”，随波逐流。
由此，清朝新式军队中真正坚决的“反革命”，不是很多。
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特别是武汉的社、共进会，特别注重深入军队做工作。
不入虎**，焉得虎子！他们不少人为了颠覆清朝同志，投营入伍，着装当兵。借敌之械，强己之枪。
同盟会早期，在日本的东京，就选拔了李烈钧、程潜、唐继尧、阎锡山等28人编成“铁血丈夫团”，派他们回国后进入各省的新军内，伺机宣传、鼓动，发展革命力量。
这些人，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反帝小册子偷偷遍发于士兵手中，兴办秘密报刊，使星星之火，散布于军队每个角落。
不仅如此，党人还在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以湖北新军为例，就有“群治学社”、“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这些社团，吸收广大官兵加入，培养了大批革命力量。
策反军队的“抬营主义”，是革命党杀向清廷的一根撒手锏。辛亥革命能由内而外，由下而上，成功必不偶然。
正是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社”），以至于在武昌起义前，新军基本上已经“革命化”。
湖北新军，当时的二十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事发前，除被端方带往四川和瑞澂派往各地的以外，剩下八千多人。
这八千人中，纯粹的革命党人，有两千多；同情革命的，四千多；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千余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
所以，枪声打响后，武昌城内外，很快就有四千多人立刻加入暴动。真正与革命军交战的清兵，仅不到两千多人（不包括巡防营和警察部队），剩下的都逃散而去。
武昌起义后，云南、浙江、山西、新疆、湖南、陕西等大多起义省份，均是新军为骨干（也有会党参加）。只有江西、广西两省（省会），属于立宪派的“不流血革命”。
非常可惜的是，武昌革命后，新军内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握大权。这是因为，此前此后，他们都是未被主流政治认可的“非正式组织”。
因此，辛亥革命后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弄清了湖北的背景与新军的情况，可能就更容易理解和解析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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