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3年初夏，由日本官费留学归国的湖北云梦人吴禄贞，就在武昌花园山，常常聚集一些军官，密谋议事。
这个人是兴中会员，最早曾参与唐才党的“自立军”，显然“革命”资历不浅。
吴禄贞以文娱为形式的“花园山聚会”，吸引了军队中不少青年人。聚会其间，他放映幻灯片，散发《革命军》、《猛回头》一类书籍，且在军队中安插眼线，把不少“革命”青年输入军中。同时，他积极联络会党，密谋举事。
老奸巨滑的张之洞很敏感，他很快对花园山聚会有所察觉。毕竟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不好太声张。于是，他暗中拆台，将常出入花园山的骨干分子，分批分遣到国外“读书”。
不久，吴禄贞本人，也被调往北京。
主心骨走了，但花园山革命聚会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很快，“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接而继燃。
1904年7月，吕大森等人在多宝寺街开设“科学补习所”。他们对外声称是文化补习学校，实际上以“革命排满”为目的，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把一批又一批党人输入军队。
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张之洞得知“科学补习所”同湖南起义有关联后，立刻下令查封。
此后，“日知会”继之而出。日知会，原本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的一个阅报室。既信基督又信革命的党人刘静庵，凭借他在“日知会”司理的身份，以“日知会”为掩护，一步步地把这个阅报室变成了革命组织。
通过演讲、办报、教课等方式，日知会吸引了近万人成为“会员”。大量《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经“日知会”翻印，传入新军之中。
1907年，为响应湖南萍澧浏等地起义，“日知会”抓紧筹措起事。由于有人告密，清政府非常警觉，立刻派兵摧毁了这个组织，把刘静庵等多人抓捕入狱，严刑拷打。
可叹的是，刘静庵被关于狱中长达五年，竟于辛亥革命前三月病死。最终，他没能看到铁血十八星旗飘扬的那一天。“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
“日知会”虽被清廷破解，其影响非常巨大。日后，武昌起义的主要干将——孙武、蔡济民、熊秉坤，甚至“首义三忠”中的两位——彭楚藩与刘复基，都是当年“日知会”会员。
湖北革命小团体，在清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雨后春笋，遍地生根。大概有群学社、铁血军、无锡会、辅仁会、忠汉团、德育会、黄汉光复党、共和会等等，或与日知会同时，或后于日知会而兴。其中的团体成员，有的分别并入社和共进会，都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义前，在新军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团体，一个是共进会，另一个是社。
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成立两年后的1907年，由一些同盟会员“另起炉灶”而立的一个组织。发起人为刘公、居正、孙武、焦达峰、喻培伦等人。其中，刘公、居正、孙武是湖北人，焦达峰湖南人，喻培伦四川人。可以见出，发起诸人中，湖北人居多。
言及共进会，一般历史书中均讲，它是“孙中山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组织”，其实大谬。
共进会的成立，从组织及行动方面观察，明显有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迹象。
当初成立这个组织，就是兴起诸人，深感同盟会不能成事，才决定另创组织。他们在联系国内会党的同时，决定深入清军内部起事。
对此“另立山头”之举，黄兴曾面诘焦达峰，后者一句话就搪塞回去：
“殊途同归，有何不可！”
在东京，新发的共进会与同盟会完全是不相统属的组织。他们分门别户，各自争抢新人。共进会招兵买马之盛，在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大大超过了同盟会。
当时的同盟会，恰值《民报》被封，孙中山因为“私吞”款项，被章太炎四处臭骂，四处游走不定。因此，同盟会总部事务无人统一打理，凡事涣散。
趁此机会，共进会以新起之锐，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共进会的会长（总理）为张伯祥，下设九部，还安设了九省都督的人选（类似同盟会各省分会的负责人）。
刘公等人创设共进会，本来是因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不满而发。他们认为，同盟会只知埋头在国内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基本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特别是对于新军，同盟会一向因循守旧，认定那里是革命死角，基本从未顾及过。再者，同盟会选择的起义地点，只重华南，没有想过在长江流域经营革命活动。
特别是在屡战屡北的情况下，孙中山一直在海外穿梭游说弄银子，“从不过问”同盟会总部事情，使得许多人深感不满。
共进会所采用的旗帜，是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代表十八省铁血共义，即日后所称的“铁血十八星旗”。
武昌起义后，城内高高飘扬的，正是共进会首创的“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而非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会旗。
号召会党，运动军队，是共进会活动的基本宗旨。在1908年左右，东京的共进会湖北籍、湖南籍人士纷纷回国。稍后，各省会员也大多回国，投入革命实践。
1910年，刘公携十八星旗归鄂。这样，在东京的共进会组织，实际上就消散于无形。
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
与同盟会的空泛与仓促不同，共进会行事一向缜密。
从实际情况出发，孙武认为，在清朝新军中搞宣传，最为上策。如果能把军队中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一队一队，逐步连锅端地争取到革命的一方，肯定最终有所成功。此举，即共进会著名的“抬营主义”。
根据清军编制，共进会在队、营、标内各设代表，分层次负责宣传和鼓动工作，二十人为一支队，三个支人为一正队。入会的军中同志，总编为六个军，每军设总指挥（真正的编军计划未得详细实施）。
由于切实有效、踏踏实实的基层工作，共进会在会党、学界、新军中进展颇为不俗。
在武昌，仅在新军中，共进会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的会员。
在国内，与共进会关系最近的同盟会分支机构，是上海中部同盟会。但这二者间，并无上下级领导关系。中部同盟会一直关切长江下游，对武昌的共进会活动不甚了了。
武昌起义后，孙武等人之所以把同盟会的黄兴请来“主持”大局，并非是把共进会拱手让同盟会来领导，真实目的，是为了化解共进会、社两个组织双方争权的僵持，利用黄兴的声望来号召全省。所以，他才把黄兴拉来搞“平衡”。
综上所述，共进会虽然是同盟会的一个“分裂”团体，它的历史作用却完全是正面的、积极的，起到了同盟会做梦也达不到的鼓动效应。
当然，相比于社在湖北新军中的作用，共进会依然略显逊色。
社又是怎么回事呢？
听上去，这好像是个“青年”发起的组织。
“社”，其实完全是个士兵为主体的军中组织。它的发展，三易其名，历经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三个阶段。
这个组织，屡蹶屡起，坚忍不拔。
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社先扎根基层，逐步建立标、营代表制，最后在成熟时才创设总机关部（武昌小朝街85号）。
社一直重视宣传作用，先后办有《商务报》、《大江报》，宣传鼓动革命。
社的人员，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
到1911年初夏，武汉新军中的社会员，已经有三千多人。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
在武昌起义的筹备过程中，社起到了主导作用。辛亥七月二十二日的社、共进会联席会议，战时临时总指挥、副总指挥，分由蒋翊武、王宪章担任——二人皆是社成员。临时总指挥部，也是设于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总机关部所在地。
而共进会成员，主要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与“政治”相关的事务。据考，在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性的43个职务，总共由33人分担。这33人中，社成员占20人，共进会仅8人，拥有双重会籍者5人。
1911年10月9日（辛亥年八月十八日），社的蒋翊武从岳州赶回武昌，亲自安排起义。他与社骨干刘复基一起，颁布命令，准备当夜12点起事。由于邓玉麟未及时送命令到炮队，机关部被清廷破获，当夜发难未成。
但是，相隔仅一天的武昌各标营“自行举义”，仍旧该归功于社诸人事前的详密运筹。
辛亥首义中，社成员在革命中贡献最大，牺牲最惨，阵亡大半。社的主要骨干，基本清一色是湖南人（詹大悲除外）。而共进会呢，主要干部湖北籍居多。
熟知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马上就会想到，这种乡土分野的省籍意识，肯定会有日后两个组织的嫌隙与不和。
社的蒋翊武等人出身贫寒，共进会孙武等人皆留日学生出身。“穿长褂的人”，自然心中看不起“泥腿子”士兵。所以，“富贵之后”，双方大打出手。
武昌起义成功后，占得政治先机的共进会成员就开始打压、排挤社成员。后来的内斗中，他们甚至不惜采用下三滥手段暗杀了社骨干张廷辅、祝制六等人。
首义成功后，共进会的孙武等人热衷高官厚禄。他在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怒从心起，就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完全与同盟会撕破脸。
为人转变最令人侧目的，当属共进会会员蔡汉卿（蔡希圣）。这个人，在辛亥首义中舍生忘死，不避枪林弹雨，誓死灭敌。但当成为黎元洪的“戒严司令”后，他摇身一变，杀昔日同一战壕的革命党人同志无数，竟得“屠户”之名……
所以，观察共进会、社两个团体成员在“胜利”后的行为，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共进会会员，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转向和蜕化的人居多。这种“历史”的表现，暴露出他们许多“长衫”下露出的“小”来。
“八月十五杀鞑子”
面讲到的活跃在武汉的两个主要团体，共进会与社，目的虽然都是为了排满革命，但毕竟存有门户私见。开始的时候，双方互挖墙角。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团体的上层人物，还算有大局观。危急关头，他们开始商量联合共事。直到1911年5月，共进会和社才真正展开正式的合并谈判。
刚开始，双方各不相服。蒋翊武认为，社的人数居多，在新军内的基础也好，两个组织合并后应该以社为主；孙武当然不同意，他认为共进会是同盟会系统，在全国影响大，经费又多（靠刘公所捐的五千两白银）。所以，联合后自然是共进会掌权。
讲到此，可能有读者会好奇：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不少人出身富户，又有不少会员的入会费用，难道缺钱吗？
革命党，他们不仅仅是缺钱，而且是非常缺钱！
在如火如荼闹革命的辛亥年，六月间，为了找钱，共进会的湖北人居正，带着湖南同志焦达峰，潜回自己的老家广济县踩点。他们此行目的，就是县内达城庙的一尊纯金菩萨。不久，居正、焦达峰召来同志数人，乘月黑风光雨大之夜，穿寺墙而入，把金佛从莲座上凿下，盗之而去。可惜，半路上，他们遇见几个办公差往还的蕲州捕快，误以为盗佛之事败露，慌忙把金佛扔在当地，拨脚狂逃。
湖南革命同志邹永成，为了给革命筹钱，绞尽脑汁，很“热情”地去探望家在武昌的婶母。得知她确实家境殷实后，邹永成订购，准备药翻她。岂料，当时就有卖假药的。婶母恰似母大虫，饮酒一壶，笑吟吟无任何玉山将颓的迹象。无奈何，邹永成临走捎带脚，把年幼的堂弟拐走，然后谎称是土匪绑驾。最终，他从婶母处“勒索”了八百银元，奉献给革命组织。
最大的一票，当属刘公的五千银元。这倒不是同志抢同志，基本属于同志抢自己家。
刘公家乃襄阳巨富，他知道老父一心要自己作大官发大财，就写信给家里，说自己想花钱捐个道台。老头子本来正忧虑膝下这个忤逆子有“革命”的意头，忽见他有意献身朝廷，大喜过望，当下就许诺给儿子银元两万以作捐官用。
说到做到，刘老头立马就往汉口银行汇了五千元，要刘公把这笔钱当作买官的铺垫。
孙武得知此事后，脑里一轰，眼前一亮，忙找到彭楚藩商量，千方百计要把这笔巨款搞到手。
怕刘公舍不得那笔钱，时为新军宪兵排长的彭楚藩立刻拍胸表示：“刘公任共进会头领时，印制过一份名为《革命方略》的地下刊物。我去吓唬他，如果他不交出这笔巨款，我就威胁他，说要把他押送到官府，让他捐官捐不成……”
果真，彭楚藩到刘公家“作客”，没说几句话，他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瞪着眼睛吓唬对方。
此举，惹得刘公怫然不悦：“我本来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干吗你又来吓唬我！”
结果吗，自然皆大欢喜……
盗金佛，拐人质，欺家人……为了革命找钱，革命同志绞尽脑汁，无所不为。
三次谈判过后，社、共进会求同存异，最终一起接受了老好人邓玉麟（共进会）的提议——双方一起组成指挥部，共同分享领导权力。
直到1911年9月23（辛亥八月初二），共进会、社这两个团体才正式开会宣布合并。会议地点，是武汉雄楚楼十号的刘公住宅。
在合并大会上，大家接受了刘复基的提议，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不再用社和共进会的名称，统称为“武昌革命党人”。
权力分享方面，与会者推举蒋诩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
这种安排，非常微妙。
看似社的蒋翊武当“一把手”，但孙、刘二人皆为共进会出身。而共进会方面，刘公原为内定的湖北大都督，此时只能屈居于蒋、孙之后，负责民政这一块。
表面上合理、平衡的人事安排，其实为日后双方的争权夺利埋下了伏笔，也为武昌起义后指挥权的归属纠结留下了隐患。
雄楚楼合并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起义指挥部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禹家召开干部会议，共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义。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暗合元末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末陈友谅在沔阳起事，就是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此前，由于四川保护同志军的起义，清廷抓紧在全国范围内抽调部队去四川镇压，其中，就包括武汉的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全标以及第三十二标的一个营。这些部队，皆划归钦差大臣端方，已经先行入川。而蒋翊武所在的第四十一标，也被调往岳州驻防。
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原本在新军中各个层级的人事安排，基本被打乱，不少党人士兵纷纷被调往外地。
如此再延搁下去，可能就会失去起义的大好时机。
审慎考虑后，胭脂巷会议决定，一定要尽快起义。八月十五一到，全军革命同志响应，一举推翻清廷在湖北的统治。
入川部队中，革命党人也留下通讯方式——湖北起义，如果成功，即发电报以“母亲故”加以表示；起义失败，暗号为“母病愈”；起义成功有胜算，电文暗号是“母病危”。一俟武昌发动起义，入川鄂军将全力回来支援。
未料到，千端万绪开头难。就在胭脂巷会议召开的当天，驻扎于武昌城外南湖的第8标三营的炮队出了娄子。
南湖炮队的“出事”，不是什么真正的“造反”，而是属于类似“哗乱”的小小意外军变。
当天下午，一队士兵喝酒，为即将退役的正目汪锡九和士兵梅青福饯行。由于排长刘步云（记住这个名字，后来还会提他）干涉士兵喝酒，双方发生争执，大打出手。
炮营管带偏袒那位刘排长，派宪兵抓人打人，为此大大激怒了士兵。
几十上百的士兵乘酒劲发威，抢了几十把指挥刀，四处跳嚷，大叫“同志快起”。
革命党在第三营的革命代表赵楚屏等人想借机起事，与几十个士兵一起冲入弹药库，拖出几门大炮要放。
摆弄半天，他们忽然发现，大炮都没有引线，几个人才悻悻而去。
时为武汉最高军事长官的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闻讯大惊，立刻派出马队前往南湖炮队弹压。
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兵士早已逃散一空。
如此小事，打草惊蛇。
不久，“八月十五杀鞑子”一语在军营传开来。
武汉的清朝军政要员闻之更惧，立刻提高了警备程度。他们屡屡派出密探，到处侦探消息，搜集情报。
湖广总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10月6日）当天，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军中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集中收缴，统一保管。更严格的，他还下令，即便是军营的中秋联欢会，也要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那天，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
当时，与会的清朝文武官员很多，有人建议把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工程营士兵调离，遭到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表示反对。他认为，此举会更加激起士兵反感而引发军变。由此，提议未获瑞澂支持。
如果在楚望台调开了工程营，武昌起义的结局，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起义总指挥部鉴于当时的情况，只得把起义时间往后推，约定在阴历八月十八那一天起义，即阳历的10月11日。
改期通知刚发出不久，乱中生乱，凭空生枝节。
10月9日那天，共进会领导人孙武所居的宝善里14号，轰然一声，出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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